悉尼大学商学国贸双硕士毕业,现居澳洲,在澳学习生活15+年,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超过10年,澳洲政府注册教育顾问,上千成功升学转学签证案例,定期受邀亲自走访澳洲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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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员不坐班
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时,有同事提醒我:“如果你去哪个系办事发现找不到人,请不要奇怪。这里很多岗位都不是全职的,他们只拿与工作时间相应的工资。”
原来,瑞典大学的任课教师和国内差不多,主要以课时计算工作量,但行政人员则不像国内那样每天必须在岗8小时。大学有专人负责计算、审核不同岗位所需的时间,非常精确。当然,行政人员也可以选择天天来上班,但工资并不会增加。
瑞典的大学多数都是公立的,不过,这些公立大学实行的却是企业化管理。大学通常只设有限的正式岗位,每个系的教师编制依据招生人数和每年修满学分的人数总和来计算,学校则按照招生数量给各个院系拨款。例如,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目前每年招生50人,只设有3个终身教职:一个教授岗、两个讲师岗。此外,系里还聘用一定数量的全职教师、兼职教师以及课时教师,这些教师都不算正式的编内人员,博士生、博士后的工作都属于这一类。
各院系在增加正式职位的问题上都格外慎重。一方面,每增加一个正式教职,就要占用一笔可观的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学校一旦正式聘用某人,就几乎不会辞退他。
学生爱说“我不懂”
有一次我给同事盖玛雅打电话,她回答说:“哦,对不起,我正在给学生补课。”大学生还要补课,我可是头回听说。
原来,按照瑞典人的观念,每一个学生对于老师来说都同样重要,尤其是“差生”。因此,只要有一个学生表示没听懂,课程就不能继续下去,老师只能重复已讲内容,直到没有人再抗议说“我不懂”。为了保持课程进度,最好的办法是私下再为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从系主任到普通任课教师,每周都有固定的辅导学生的时间。
盖玛雅说:“现在的瑞典学生有很强的维权意识,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向学校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每年学校的定期例会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代表参加。另外,学生也可以在课上课下随时跟老师沟通,提出各类想法和要求。如果意见和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他们有权利一级一级向上报告,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瑞典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强的服务意识,教师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把公立中小学的办学权下放到地方,并按招生人数给各地拨款。各地千方百计争夺生源,于是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有了“被服务”的意识。在瑞典的课堂上,学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懂”,这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耻辱。这种观念自然也就带到大学中来。
毕业典礼要交费
每每遇到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的瑞典人,我总是不失时机地问:“你是不是很喜欢中国?”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无从回答,都要先确认一下:“你是指中国的哪方面?”这倒把我给问住了。瑞典人似乎很少想到“国家”这样大的概念,他们更倾向于谈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
有一次我问盖玛雅:“中文系每年有多少本科生毕业?”身为系主任的她回答说:“这个不太清楚。们每年只管招生,不管毕业。毕业是学生自己的事。”我很奇怪:“难道系里不给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吗?”盖玛雅说:“瑞典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一直都没有毕业典礼,从前几年开始,硕士生才增加了这个项目。博士生有毕业典礼,每年一次在诺贝尔颁奖大厅举行,但是参加毕业典礼是要收费的,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并不参加。再说,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愿意毕业,有的人一辈子都不毕业。”
看到我满脸困惑,盖玛雅说:“不毕业好找工作啊!”我更奇怪了:“在中国,只有毕业了才有资格去找工作。”盖玛雅说:“在瑞典,学生不毕业就可以工作,而且用人单位喜欢招收不毕业的学生,这样他们可以少付工资。瑞典员工的工资首先取决于他所在的岗位,但也和学历有关,学历越高,工资也越高。你想,如果都能胜任某一岗位,公司当然愿意要学历低的人了。学生只要不毕业,用人单位就有权以临时工的方式聘任他,也就降低了工资成本。”
盖玛雅说,现在的瑞典教育制度不鼓励好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能够自主学习的学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这种现象在中学里尤为突出。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正在积极寻找对策。
Amy GUO 经验: 16年 案例:4272 擅长:美国,澳洲,亚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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