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美国各常青藤学府的MBA

　　以中国为例，没有科技含量的农业体系不是在拖工业的后腿就是连自己都养不活，而大力投资农业教育却是美国立国之本（普渡、康乃尔、德州大学和密执安大学最初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管理是在复杂的工业体系中才诞生出对MBA的庞大需求的。没有良好的法律体系，任何金融创新和管理咨询都是纸上谈兵，比如不需要MBA也能坐庄和拉关系。虽然不能说这些学科的发展一定有先后次序，但MBA很难脱离这些背景来创造价值，这也是海外MBA回国常常无用武之地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用人单位并非付不起海外MBA的平均起薪，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MBA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以至于怀疑是不是回国的都是不能干的。美国MBA教育内容设置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这些其它学科都已经“就位”。归根到底，MBA培养的也是企业的“骨骼”而非“头脑”。笔者也没有学到企业“头脑”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天生的吧。美国人说真正的老板都是案例中的传奇人物，他们自己是不看这些案例的。

　　《福布斯》近期对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CEO（440人有了回复）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调查，表明CEO是MBA的比例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给股东带来了更大的回报。

　　该调查还表明，在商学院中，我们所耳能详熟的顶级商学院所贡献的CEO人数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大（HBS出身的CEO确实多，但他们先后有7万多MBA 毕业生呢）。这项调查当然不能证明“芝加哥大学”MBA就比HBS的能干，但也表明人们心中的印象与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而且，就美国传统文化而言，“只要出身于波士顿坎布里其（‘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地）就注定要当CEO”这种观念，简直是滑稽。不过在北美东北部的马萨诸塞、纽约、康耐狄格等州，教育和自由完全从属于道德和宗教。经过历史积淀，人们已在轻视财富和门第优势的同时，习惯于尊重知识和道德优势，并体现在常青藤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宾州、康乃尔、达特茅斯和布朗）的教育模式中。

　　常青藤学府对MBA态度不一，反映出美国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到达马萨诸塞州的第一船移民没有建国就设立了“哈佛大学”（1636年）；康耐狄格的移民们不满“哈佛”的清教徒教育模式而于1701年建立了“耶鲁”；一批对“耶鲁”过于重视人文不满的教职人员又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竖起了科学大旗。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至今受这“常青藤三巨头”的影响至深。面对新兴而火爆的MBA，常青藤各学府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的做法代表了美国各大学面对这一新现象的不同理解和反应。

　　在常青藤八大学府中，“哈佛”最强调科学实用主义，也最重视“成功”。“哈佛商学院”（HBS）历史长，校友多，教学案例和《哈佛商业评论》都为其他商学院所采用，从而消除了许多学校自己编教材的必要，哈佛自己则靠出卖版权而大赚其钱。

　　HBS就像一家经营良好的公司，考虑问题常从公司管理的角度出发。他们分工明确，有的教授搞研究，有的负责案例，有的擅长教学；他们讲究规模效应，近 2000人的在校生使任何竞争者都望而生畏；HBS及其学生都善于造势，讲究先声夺人；他们对外号称学术标准严格，连续几门不及格的人必须开除，但事实上，如有人不及格，自然有学术顾问找上来帮助其解决问题，很少听说谁真的退了学；他们经常采取“收购兼并”来增进品牌，如哪所学校的教授得了大奖，一定要把他重金挖来；HBS的学生大多适合当领导，如扮演部属角色就总显得不伦不类，除非是给另一个“哈佛”校友打工；HBS与主校园隔着查尔斯河，其学生总嘲笑“河那边”的人学究气，结果招来对岸一顿“铜臭气”的骂声。这不是玩笑，在最近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中，也经常闪现出哈佛MBA的身影，使这家素来尊道德传统为学生第一素质的大学难免尴尬。不过HBS也因此建立了商业道德研究中心，继续保持在美国工商管理教育中的领袖地位。

　　耶鲁则更注重人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其管理学院所在的一条街道被马克·吐温称为新英格兰建筑最美的街道，可惜的是，“耶鲁”管理学院在媒体排名中总是不高，因为大学希望管理学院不要像HBS那样与主校格格不入，而应当融入大学整体的人文环境中。但MBA10年来的发展证明，“耶鲁”这种想法是“落伍” 的，MBA教育确实与大学里的其他院系不一样，其他院系还多多少少有些学术味道，商学院则越来越变得实战派。“耶鲁”的好处在于其师生比例在各校中相当高：一个课堂上平均20-30人，比起有些学校动则上百人“上大课”，学生当然有更多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去“哈佛”招生的大公司多半也会到“耶鲁”招生，但招生指标只是前者的1/4，因为“耶鲁”只有前者学生人数的1/4。

　　海外学生在“耶鲁”毕业后较容易找工作，该校的美国本土同学大都冲着“耶鲁”非营利组织（如基金会、政府和国际组织等）管理来的，这些人一般家境良好，本来就准备多做些公益事业。所以“耶鲁”的老美很爱帮助那些吃力的外国同学，就业时也不会成为竞争对手。

　　“耶鲁”当局一直希望管理学院能象法学院那样，尽管只有“哈佛”1/4的人数，却仍遥遥领先地被认为是“世上最好的法学院”。但事实证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的环境大不一样，好的大律师、参议员和总统是无法大规模培养的，小班制更适合那种一个顶一个的人才，而MBA是必须大批生产的。最近两年，“耶鲁” 先后投资数亿美元于神学院和物理系，但对管理学院靠后考虑。“耶鲁”管理学院院长们（其中William Donaldson 最近刚接任美国证监会主席），常教育学生客观地看问题。例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MBA排名榜主要依据是学生出校后的起薪，如果耶鲁招生不是侧重于那些志在社会福利的人，而是曾经在华尔街就业的人，他们还会回华尔街去，而金融业起薪普遍高于其他行业，那这不就是提高排名的“高招”吗？但作为私立大学， “耶鲁”的管理机构是校友组成的理事会，他们重视的不是学生出校门的起薪和某学生是否当了总统或CEO，而是“耶鲁”300年来的教育传统和风格气质是否得到了保持。

　　“普林斯顿”则更担心“专业学院”（主要是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会冲淡整个大学的学术传统，索性一样都不发展。“普林斯顿”是理论科学的圣地，只对那些“使人类社会受益百年以上的学科”感兴趣。随着现代金融学的日益科学化，该校也设立了金融工程系和金融研究中心。而且在这个MBA们热心去华尔街的时代，“普林斯顿”的金融工程系学生显得卓尔不群，其老师都是真正的超级大师，常常是一对一地教学。即使没有这些“赚钱”的学院，该校仍然是仅次于“哈佛”、“耶鲁”的全球最富有的学校之一。香港富豪胡应湘是该校电工系毕业生，一次给母校捐款就达1亿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最好的广告是“惟一在纽约的常青藤大学商学院”，该定位将距华尔街更近、金融系也更好的“纽约大学”商学院压得抬不起头来。 “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是诸多商学院院长中最具商业头脑和长袖善舞之人，最近盖的新教学楼活像跨国公司总部。该校的好处是近水楼台，因为用人单位都喜欢到纽约招人。“哥伦比亚”的教学质量一直不差，美国“股神”巴菲特和KKR的老板Henry Kravis就是该校MBA，这都是当今金融界可以左右时局的人。

　　“纽约大学”与“哥伦比亚”的问题一样：兼职学生太多。好在他们的教授都像纽约人一样富有实干精神，讲的课很实际。只是校外的人常混进来听课，致使数百人大厅经常爆满，老师就更没有时间与学生交流了。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一出了教室就融入人海中，所以彼此间并不亲密，但他们有纽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哥伦比亚”为“赶超”哈佛，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伦敦商学院”组成了欧美“铁三角”联盟，结果迫使“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满世界去开分校。

　　本杰明弗兰克林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弗兰克林本人一样以实干和能力出名。“沃顿”的学生可谓公司最喜欢招聘的职业经理人。该商学院原来以金融著称，在宾大中有自己的商学本科，曾培养出“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等金融奇才，还编写了许多全美证券业协会考试教材。近20年来，“沃顿”向全方位管理学院方向发展，其历史就是现代MBA发展的缩影。自从有MBA排名以来，“沃顿”就名列前茅。在金融学和商学研究领域，“沃顿”也和“斯坦福”一样是最好的。但“沃顿”教授们也有苦恼，他们在学术理论上建树颇丰，但学生们更喜欢听来客串的公司总裁或“兼职教授”们讲成功故事。总的来说，“沃顿”学生能够在一定的基础上平衡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不象HBS学生那样总以自己读过几百个案例自豪。

　　远在北部的“达特茅斯”自成一体，不设博士点，专心培养MBA。在与外界近乎隔离的地理环境中，该校有了最融洽的师生和校友关系。该校人数少，同一届的同学彼此都认识，校友常常互相提携，华尔街就非常欣赏这种精神。《华尔街日报》的排行榜反映的金融界看法居多，所以“达特茅斯”总排第一。不过该校倒更认为想上该校的人应当是冲着“达特茅斯”本身去的，校友间的亲近应当是因为彼此拥有相通的思想和风格。

　　“康乃尔”则发挥它整个大学的学术力量和工程学科的优势，使MBA们除了管理，还多了些专业背景。该校是常青藤中人数最多的学校，由于肩负着为纽约州培养农业和工程人才的使命，显得更像公立大学。笔者觉得等MBA太多之后，该校的这种模式倒是个发展方向：发展各种专业管理MBA。“哈佛”模式的MBA 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工商界觉得美国的学校分工太细，所以需要一些专门搞管理的人来综合一下。但现在搞“综合管理”的人又太多了，于是MBA可能又会向相反方向转回去。

　　一向“小家碧玉”的布朗则索性不设MBA，以免高不成低不就，还不如专心经营本科教育。该校“贵族气”较浓，生源们保持着“世家”的倾向。他们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气质而不是“专门人才”。许多家庭则愿意把子女送到这种小学校来，以免在综合性大学中鱼龙混杂。从教育的角度，这些学校的教授们不太出名但学问功底深，并能向学生倾囊相授。而综合性大学的教授要照顾学生的不同成长背景和对知识的不同需求，最后流于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