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学霸”什么样？高分也得高能

　　编者的话：“学霸”一词，原指把持学术话语权的人，现指专注于学习、分数很高的学生。尽管国内对“学霸”褒贬不一，但他们树立起的“不拼爹，就拼己”的典范无疑具备正能量。相比之下，国外的“学霸”什么样？他们是否被推崇为“全民偶像”？
 

　　国外学霸，高分也得高能

　　美国：“学渣”毕业后不好混

　　也许是受到影视剧影响，国内对美国学生有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很多美国年轻人不爱学习，大学生热衷社交派对，兄弟会喜欢把酒言欢。事实上，这只是美国教育的一个侧面，而从主流来看，美国学校及家庭对学生的成绩还是相当重视。除了一些纨绔子弟，大多数美国人视教育为重要投资，很多人为了上大学要申请助学金或向银行贷款。一年五六万美元的学费，如果不学出点名堂来，实在对不起这个高昂成本。
 

　　很多大学里的兄弟会都对GPA(平均成绩点数，是大多数大学评估学生成绩的制度)有要求，没有达到3.5，连入会资格都没有。此外，没有一家知名企业愿意聘用平均分才达到C水准的学生。也没有知名大学会录取这样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学渣照样能在美国社会混出名堂。尽管美国大学生毕业不至于失业，但如果成绩烂，美国人会认为你只能混口饭吃，而谈不上拥有职业澳际。
 

　　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中学和大学，人们对硬啃书本、成天泡图书馆熬出好成绩的学生叫“Grind”，本意是研磨的意思，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这类学生把较多时间花在学习上，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但和死磕相比，美国人其实更欣赏综合素质出色的学生。这类人不仅成绩出色，而且工作经验丰富，各类活动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能在组织当中起到领袖作用。他们擅长利用时间，讲究效率，会在健身房一边练瑜伽一边用平板电脑看材料；会在考前到图书馆大战三百回合，也能在周末跟同学把酒狂欢；可以去谷歌、亚马逊实习，也乐意为教会做周末义工；在所有科目获得全A，也可以利用一个暑期项目挣到数万美元。
 

　　可以说，美国学霸始于高分却不止于高分。创意和领导力是一个优秀生走上社会的必备条件。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是斯坦福大学的高分毕业生，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是普林斯顿校史上GPA最高的毕业生之一。中国人喜欢提起从哈佛辍学创业的比尔·盖茨，实际上，他的SAT成绩也够得上今天的学霸标准：数学和语文两门的总分是1600，他考了1590。在美国人眼里，这才叫霸气。
 

　　韩国：一半国会议员是“学神”

　　在韩国，人们喜欢用“学虫”“学神”来称呼那些热爱学习且成绩超群的学生。去年底举行的韩国高考出现33名满分获得者，其中一名是来自全罗南道一所外国语高中的女生，人们称赞她是“学神”中的“学神”。在韩国，外国语高中、科技高中、国际学校等名牌高中被普遍看作“学神”大本营，通过“中考独木桥”的尖子生方能进入这类高中。校园的氛围也相当“求学派”，看到学生拉着旅行箱上学不是新奇事，因为这些“学神”要以大量教材和参考书为伴，一般的箱子不够用。
 

　　与中国相似，韩国人十分看重考试成绩，拼命学习考上三大高校(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以及国外名校是最高目标。到了大学，学习尖子们一般仍能保持刻苦钻研的好习惯，毕业后不难找到好工作。韩国两大门户网站NAVER和DAUM的创始人李海珍和李载雄分别毕业于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计算机系。这两位IT大佬都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学神”。
 

　　“学阀社会”在韩国是“学历加门第关系”的统称。学界精英会形成专属他们的“圈子”，寒门子弟想进入这个“圈子”，只能通过学习来实现“身份晋升”。有人在2013年10月做过统计，在298名韩国国会议员中，毕业于最高学府首尔大学的有81人。其余依次为高丽大学(25人)、延世大学(23人)、成均馆大学(22人)。从这四大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神”政客占国会议员总数的50.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任蔚山市长金起炫(曾连续3届当选国会议员)。毕业于首尔大学的金起炫在校期间平均每天只睡4小时，多年苦读终于通过难如登天的司法考试，顺利进入司法系统，并逐步走上仕途。即便在当选议员后，金起炫仍被称为“学神”，经常抱着资料奔走各地了解民意，并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提交法律议案。如今，他依然手不离书，践行“活到老学到老”。
 

　　就目前看，韩国各大公司招聘员工时，也打破不了“学阀”观念，毕业于哪个学校、取得什么文凭几乎决定录用与否。韩联社此前报道说，一家调研机构今年上半年针对2514名27岁左右的韩国年轻人进行题为“幸福年轻人的特征”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高学历、高门第的年轻人越幸福。这里的“门第”指的是毕业学校。比如，同样是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的人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更能感到幸福。分析称，在十分重视学历和门第的韩国社会，年轻人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单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上述两个因素。这也正好应了那句话，“年少不争当学神，老大只能徒伤悲”。
 

　　而对于那些批评“一考定终身”制度和“学阀”观念的韩国人来说，下列数据可能是最好的反驳。1998年至2007年十年间，在通过司法考试成功进入司法系统的精英中，毕业于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及高丽大学这三大名校的人数占总数的65.5%。要知道，司法考试可不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而是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因此，主张“精英教育”的韩国人认为，休怪“学阀”观念绊住你的就业梦，真正的掣肘是“你的付出没有别人多”。
 

　　印度：拼爹和“拼己”兼而有之

　　就学霸这个话题，《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到印度泰戈尔学校副校长普瑞缇女士。该校实行12年一贯制教育，在印度有相当知名度。普瑞缇女士认为，印度跟中国一样，古时候的教育都以背诵为主，现在的教育也不免受到影响，记忆力超群、擅长背诵的孩子往往会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人们所说的学霸。
 

　　传统上，印度定义学霸的时候往往只看文化课成绩，而不看体育、艺术等综合素质的表现。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在类似泰戈尔学校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学校，评价学生的办法更趋综合化，在校活跃程度、个人影响力以及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分数也在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自古以来，印度就盛产智者和哲人，比如佛祖释迦牟尼。当今的印度也沿袭这一传统，出现许多早熟的学霸。被称为“世上最聪明男孩”的阿克里特·贾斯瓦尔11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进入旁遮普大学学习，成为印度最年轻的大学生。从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方面来讲，印度人认可并崇尚天才儿童之说，他们认为天才的特殊禀赋是神的恩赐。印度教育部门专门面向9岁到16岁的超常儿童开设“天才儿童学校”,每年2月在全国统一进行考试。目前全国有约600所“天才儿童学校”，每年约有2万名学生进入这些学校学习。
 

　　“印度导弹之父”卡拉姆和“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读书时成绩都很优异。步入职业生涯后，他们在教育、科研、政界等不同领域都有建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印度只有学习好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许多政界、商界名人在校时籍籍无名。比如现任总理莫迪的成绩非常一般，唯有辩论才能出众。印度商业巨头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塔塔也没有辉煌的学生生涯，14岁就随父到孟买谋生。
 

　　普瑞缇女士告诉记者，在教育方面印度和中国很像，学生面临沉重的高考压力和就业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两国的老师应该保护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尽量不要去禁锢他们的天性。
 

　　在大学任教的库玛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家庭条件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许多政界、商界家庭都是子承父业。有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各级议会中的议员有八成以上是官二代。相对而言，普通背景的孩子要想出人头地，学业出众、获得一个好文凭往往是基础条件。而在步入职业生涯后，情商甚至比智商更重要。
 

　　但事有例外，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CEO的班加罗尔男孩儿苏哈斯·戈皮纳思就是逆袭的“学霸”。苏哈斯13岁时学会创建网站，14岁建立自己的软件外包公司。尽管他的中考成绩非常糟糕，公司却取得成功，现在更成为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跨国大公司。不过苏哈斯的家庭笃信正统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苏哈斯在父母的建议下正在大学校园回炉，念的是工程学。不过令苏哈斯“苦恼”的是，那些学霸同学都称他“先生”，争着跟他合影并索要签名。
 

　　德国：不单以分数论英雄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科学学者胡莱尔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大学以前都是本硕连读，毕业读多少学期也没有限制，“学渣”特别多。许多学生35岁还在读大学。前几年大学进行改革后，“学霸”又开始多了起来。
 

　　“德国大学里的学霸一般指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的学生。”胡莱尔曼说，总体来说，学校和社会对这类学霸持肯定态度。当然，学霸们也有得有失。一项调查显示，2/3的德国学霸患有焦虑、失眠等症状。
 

　　德国各行各业的领导者有许多是大学里的学霸，比如红火的网上鞋店乍蓝多的创业者。不过许多大企业的老板在大学里并不突出，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可以说，德国人从不把“学霸”和“学渣”的发展进行比较。他们认为，在学校的表现和在社会上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是个伪命题。
 

　　有趣的是，德国有3名学霸反而因“学得过快”被校方告上法庭。这3人在短短20个月内完成60门考试，只用了正常学生1/4的时间。3人分工协作，听取不同课程，之后交换笔记，以这种方式提前完成学习任务。他们甚至还有多余精力到银行实习。校方认为，这些学霸违反校规，必须补足每人3000欧元的学费。好在最后双方握手言和。3人毕业后出书介绍成为学霸的过程和心得，受到各大媒体推荐。胡莱尔曼对此表示：“德国大学都是学分制，仅靠记忆是不够的。有人学得快，那也是真才实学，理应获得社会的尊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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