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SAT改革背后所代表的争议.

　　美国高校理事会前不久宣布：将对有80多年历史的“SAT高考”进行新一轮改革。改革目标是“减负”，英语是dumb-down(降低难度)。除了把作文由“必考”变为“选考”，语文的词汇部分也大幅删节简化，以便照顾缺乏家庭阅读环境的寒门子弟。

　　长期以来，对SAT考试一贯的批评，便是它向富人子弟倾斜。同样的考分之下，隐含了社会机会的不平等。SAT历年的改革，大都是为了应付这一社会批评。然而，也有不少专家指出：学习成绩与家庭财富地位的强烈关系，受到大量社会和家庭因素的驱动，光是怪罪考试的不公平，实在是本末倒置，也无法根本性纠正这一社会不公平现象。

　　危机中的SAT改革

　　美国教育的长期痼疾，是“高考”分数与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穷人子弟的平均分数远低于中上阶层子女。而随着近年来教育竞争的强化，在面临 “中产阶层挤压”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美国普通白人人口中，也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压力。2005年SAT另加作文，显著增加了这一考试的强度和负担，被许多中学生视为畏途甚至噩梦。

　　由于SAT考试难度大，越来越多的考生转向历史较浅、负担较轻的替代产品ACT考试，以致去年首次出现后者考生超过SAT的情况。高校理事会为了保护 SAT这只年产出上亿美元的下金蛋母鸡，不得不启动新的改革，规定从2016年春季考期开始，把2005年增加的作文考试部分调整为可以不考的选项，而恢复到早先的语文、数学两部分满分1600分的形式，同时也对这两部分内容做出显著改革。另外，高校理事会承诺与有关社会团体合作，向穷人子弟提供免费的备考辅导。

　　即便是采取上述“政治正确”姿态，也会有学生和家长不买账。若干激进的论客，干脆呼吁在大学招生中废除“高考”，代之以“综合评估”，以实现寒门和豪门子弟的“机会平等”。近年来，美国一些高校，也确实开始在招生过程中把SAT成绩作为可有可无的选项，获得不少掌声。

　　但是绝大多数有关人士都清楚，取消“高考”乃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法。最大的两个障碍：第一，高中成绩和排名完全缺乏全国甚至跨区的可比性;第二，真正客观全面的“综合评估”，是个极其费力费时的过程，除了几十所常春藤大学和其他顶尖私立名校，绝大多数公立大学，包括世界著名的加州伯克莱大学，都无力承担这样昂贵的个体化招生过程。至于招摇把SAT成绩作为“可不选项”的大学，《纽约时报》早就揭破过这有提升录取新生SAT平均成绩，从而惠及学校排名的“额外动机”。

　　说到底，美国社会再是开放透明，仍然不缺乏金钱和权力寻租的大量渠道，一旦取消至少在过程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大学招生过程受到金权腐蚀，只是时间问题。

　　寒门失意的深层原因

　　不少自由派常常引用富家子弟有钱上各种“高考补习班”，作为反对高考的理由，其实经不起推敲。《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满分1600分的SAT考试，补习班的加分效果不出30分，还不到2%;特别是在对进入名牌大学很关键的高分区段，补习基本毫无作用。

　　“反高考派”确实的事实论据，是普遍偏低的“高考”分数，成为寒门子弟接受大学教育，特别是名牌大学教育的障碍之一。但是大量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表明，这里的重要原因，越来越超出了教育体制本身，而无法单纯通过改革教育和“高考”来弥补。

　　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历史大势，是社会特权和地位的延续，不在于继承金钱遗产，而在于知识教育的传承，精英教育因而成为父母留给子女最重要的“财产”。人类智能发展，实在是一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少婴儿时代脱离人类接触的狼孩，回归社会之后，虽经过多年的培养训练，也无法掌握正常的人类语言。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James Heckman)几年前提出了关于教育投资回报与年龄的关系曲线，清楚表明：教育投资回报最大的是早期和学龄前的智力开发。这是缺乏知识和金钱的穷人父母最薄弱的环节，在学龄之前就已“输在起跑线上”，以后很难赶上。

　　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是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去半个世纪来，美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要便是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上升。近年来在约占美国育龄妇女2/3的30岁以下母亲中，过半数新生儿属于非婚生。这些变化虽然普遍，但是日益成为穷人和低教育群体的主要特征。据《纽约时报》，大学毕业的新生儿母亲92%已婚，而高中程度以下的新生儿母亲结婚的只有43%。这里还有强烈的种族差异：超过70%的非洲裔小孩是非婚生子女，而一半以上的拉美裔小孩非婚生，进一步加剧了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和社会劣势。

　　还有便是大学毕业生生育年龄普遍推迟，头胎母亲平均年龄达30岁，超过未进大学母亲8岁。所以，知识父母在经济条件和社会经验上都远远超过了未受大学教育的下层父母，使得前者子女的智力发育和教育环境远优于后者。

　　分数面前，人人不等?

　　《纽约时报》中右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几年前对美国“今天的统治阶级”总结道：“(他们)在常春藤学校受的教育，主张凭才择人，小心谨慎而又野心勃勃;来自SAT高分考生……”

　　溯本求源，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大学，是美国“高考”的创始者。其出发点，正是为了逆转豪门世家子弟的教育特权，建立社会机会的公平性。“SAT高考” 创立80多年来，美国上层精英组成，逐渐从原来的aristocracy(贵族统治)，演变到今天的meritocracy (能人统治)。这是美国精英教育界决不会放弃的社会工具。

　　虽然有各种批评，但SAT分数仍然是未来社会成就的很好预测。例如1934年，哈佛大学首次运用SAT考试从美国中西部选择招收了10名“哈佛全国奖学金学生”，其中8名在毕业时因优异成绩入选Phi Beta Kappa学社。次年，哈佛大学采用SAT考试，更选出了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Tobin。现代的例子，有创立微软公司的长期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当年以SAT1600分满分成绩被哈佛录取。这是有长期人才培养经验数据的美国精英教育界不会放弃“高考”的重要原因。

　　“反高考派”要求大学招生办不顾或降低寒门子弟入学分数门槛，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实际障碍：大学毕业率。美国名牌大学的成功，在于它们做到了培养高级人才回馈社会和学校本身的良性循环;学校招生的最重要考虑，是新生们确实是可造之才，而不会半途而废，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哈佛大学每年在每个本科生上的实际花费，早已超过全额学杂费)。本科生毕业率因此是美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数据，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率便始终在95%以上，而许多州立大学还不到50%。哈佛大学新近的作弊事件，清楚显示课业竞争异常激烈，顺利完成4年学业并非易事。因为“SAT高考”最早是作为智商测试而建立的，常春藤大学招生办清楚知道在智力上降低入学标准的后果。

　　最后应该指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SAT考试，为美国犹太人进入常春藤名牌大学和上层建筑，从而成为强势族群铺平了道路。同样刻苦学习的美国华裔正在努力重复同样的成就。对于近年来指数增长般来美念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SAT改革的“减负”或许是个福音，但是如果这次SAT改革会降低高分区段的门槛，那么对于学习已经拔尖的美国华人子弟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加州新近沸沸扬扬要将“种族”明确放入大学录取考虑的SC5提案，在亚裔团体中的反对呼声高涨，就再次说明华裔是SAT考试的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