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教授：过早文理分科的英国教育毁了这个国家.

　　编者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为我们带来他对英国文理分科的观点。这位教授对英国的重文轻理的教育现状痛心疾首，她的观点与清末改革派所呼号的“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科学”如此相似，不禁让在大洋彼岸的我们哑然失笑。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从来不做数学”，但不敢号称“我从来不读莎士比亚”呢?

　　剑桥大学物理系教授阿欣?唐纳德认为，这种文理分化造成的差异只能由教育改革来改变。

　　教育是一个社会的核心，政治家们很明白这一点。当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说出那句著名的“教育、教育、还是教育”时，那其实只是一句拉选票的口号而已。我们一直被政治家们灌输这样的观点：语文水平要达到高级才是教育系统中的“黄金准则”。要我说的话，现在是时候该好好思考这到底对不对。

　　毛病出在16岁以后的文理分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至少可以部分读懂任何有关科学的新闻。但是许多英国人却完全读不懂科学新闻。我们的社会似乎认为这种情况还挺好。如果一个政治家说“我从来不做数学”，不会有人觉得他“俗不可耐”;相反，如果此人承认从来没读过莎士比亚或者狄更斯的话，民众的反应就会很不同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觉得这样是对的呢?

　　那么多的政治决策和个人抉择都需要科学来做支撑。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越来越需要使用定量的技能，也就是理解图表、使用电子数据表以及数据处理的能力。我们国家的学术界意识到了这一点。英国国家学术院最近发表了一篇报告，算上之前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远景》报告，两篇报告都号召学生在16岁后继续学习数学。

　　科学家当然必须会书写并需要与人有效地沟通。但是，他们是否会引用大段的古代或者现代诗歌并不重要。科学家需要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将他们的研究阐明清楚。差不多所有科学的分支都会与人打交道，因此他们需要搞清楚他们做的研究对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掌握一些历史、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与人沟通。

　　所以，在我将要写给英国科学协会主席的信件中，我会督促政治家们重新考虑我们国家的中高等教育的结构。不像别的发达国家那样，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孩子实行过早的文理分科。这样，文科和理科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

　　一般情况下，在选择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的科目时，14岁的孩子就必须在文科和理科间进行选择。学校也鼓励文理分科，或许这是因为这样做的话排课就方便一些。更注重通识的中高等教育应当从简单粗暴的文理分科转向类似于欧洲中学毕业会考那样的系统(或者像苏格兰的高等教育系统那样也行)，让学生多学一些各种各样的课程。

　　当然，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足够的合格的教师资源储备。目前，我们的教师资源并不充足，教师们对这个职业的忠诚度也不够长。这对于许多学科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

　　在小学教学中，许多学校连一个有科学或者数学学位的教师都没有。《远景》报告称，只有3%到5%的小学教师有数学或者科学学位或者教师资格证。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那些教师在16岁以后就不再学数学了，因此他们在教数学时会感到很没把握。如果学校里没有其他任何人有相关的科学或数学教学经验的话，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我并不是批评那些教师，然而如果要老师教授他自己也不擅长的领域的话，学生的积极性就很难被调动，他们也回答不了学生的问题。

　　中学的问题也差不多。中学里或许有一些科学教师，但是如果他们的学位是生物，他们教物理的话就很吃力。这也不能怪老师。英国物理学会认为，如果要在15年内让英国1/3的科学教师具有物理学位的话，我们每年需要1000多名物理系毕业生来补充教师资源。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每年需要训练1/4的应届物理系毕业生成为教师。这光想想就很夸张了，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毕业生从事其他行业能够拿到更高的工资。

　　英格兰有一种奇怪的习惯，它喜欢在孩子们的荷尔蒙刚刚开始分泌，且同龄人间压力最大的时候，将他们划分成文科生和理科生。我们应该让政府改变我们的教育系统，所有的孩子应该在16岁以后继续学习通识课程，政府要为此提供更多的经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以后小学教师们就有足够的自信来教下一代数学和科学。

　　另外，这种改革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够更理性地对每日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决策，并且让人们能够充满自信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数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