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到的美国人都是活雷锋.

　　在美国的这些年，换过好几个地方，交过不少朋友，结识了不少同学，同事，但时常闪烁在我的脑海里的几个亮点却是那几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我需要帮助的那一刻，他们主动伸出手帮了我一把，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想不起他们的模样，只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刚到美国时，离开学还有一个半月，我必须骑着自行车在一个什么都觉着不习惯的环境里去找住处。我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骑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号。按门铃后，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地址。他说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 把我带进房内，让我喝了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把我的旧自行车架到他的新汽车上，开着车，把我送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原来，在这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感兴也有雷锋。

　　后来，有了汽车和驾照，我一人开辆旧车，马自达，开始了从西到东海岸，横越北美大陆的历险记。在科罗拉多的丹佛市，发现方向盘转动时有兹拉兹拉的响声。正当我在旅馆的停车场检查汽车时，一个美国青年带个小男孩走了过来，问了车子有什么毛病后，他说，问题不大，可以帮我。他拿过来工具箱，把方向盘卸下来后，拉出车前测试机油的铁条，顶端带有少量油，又让这点油，滴到方向盘的转动轴上，起润滑作用。装好后，噪声就消除了。我要给他报酬，他宛然拒绝。他是一个亚利桑那州的神职工作者，到这里看望妻子。素不相识，萍水而遇，伸手援助，德能莫忘。

　　又一次，我和南开大学的老潘，一起骑自行车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车胎扎破，只好推着走。一个来美访问的中国学者看见后，把我们带到他离此不远的住处，让我们喝水。他拿出修车胎的工具，熟练地补好。一看表，已经11点多，他又煮了两碗方便面，让我俩吃完才走。一问，他姓刘，来自协和医院的访问学者。我和老潘，心里热乎乎地骑回家去，感谢着来自我们祖国大陆的雷锋。

　　我和我的妻子开车从弗吉尼亚到南卡罗兰娜州去接孩子。第二天早晨，发现一个轮胎瘪了。到旅馆的办公室给AAA汽车俱乐部打电话求救，可是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来，只好站在车边发愁。这时，有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美国人，是个瘸子，也来接孩子。发现了我们的难处后就说， ‘别等了，我帮你换上备用胎，你再去找个修车服务部去修补，因为备用胎不能开得太快，不能走远路。’只见他一瘸一拐地取出千斤顶，卸下爆胎，换上备用的。花了半个小时，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没有耽误接孩子。我和妻子都很感动，残疾人还能挺身而出，做好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雪中送碳，贵人。

　　1986年，我去温哥华参加美国核物理秋季年会，正好赶上世博会，有个美国同学给了我一张通票。一个下午，我参观了瑞士和秘鲁馆后，来到了自家的中国馆。门口，有个国内来的音乐工作者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我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小伙子，工作人员，聊起天来。听说我来自天桥一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后来，天色渐晚，他为我端过来一份晚餐，让我吃完再走。分手时还有些依依不舍。回到假日旅馆后，我感到一阵温馨，沉思良久。 中国的四大喜事里，有一条是他乡遇故知，我今天是他乡遇不知，白吃了顿热乎饭后，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在这大千世界，我遇上了一个热心肠的离家不远的好人。

　　前些日子，我拿着网络公司的帐单，去讨回多付的服务费。到了附近的一个商务中心，停下来问路。一个美国老乡仔细地研究账单上的几个地址，说，网络公司不在这里，而是另外一个地方，可他也说不清地理位置。于是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里，利用谷哥系统查询，然后，又用三页纸把局部地图和行走路线打印出来，告诉我，这回不会出错了。其实，他可以在一开始就对我说，他不知道，问别人去。可是，他却不厌其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少数民兄弟族提供帮助，而且是那样的认真。如果说助人为乐，我又看不出他在乐，只是觉得他在做一件普普通通，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个人总会有帮别人的时候，也有被人帮助的时候，但令人值得的记忆和回味的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就像和一个人在候机厅相遇，他帮了你后，坐着飞机往东，你坐着飞机往西，从此谁也见不着谁。这里说不上恩典，说不上友谊，留下的只是人间的一丝温暖，一丝情意。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知恩必报，可是你却不知道上哪儿报去。做了好事，一不求名，而不图报，从普通人里体会到高尚之处。父子情，夫妻爱固然亲切温暖，那是因为家庭和血缘的牵连。当你有困难时，忽然一个八竿子都不沾边的人出现在面前，伸手相助，你会感到处处有爱，情满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愿人世间那些好心的人幸福，平安。

　　在美国的这些年，换过好几个地方，交过不少朋友，结识了不少同学，同事，但时常闪烁在我的脑海里的几个亮点却是那几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我需要帮助的那一刻，他们主动伸出手帮了我一把，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想不起他们的模样，只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刚到美国时，离开学还有一个半月，我必须骑着自行车在一个什么都觉着不习惯的环境里去找住处。我凭着一张地图和地址，骑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找到学院街108号。按门铃后，我向主人说明来意，出示了地址。他说地址没错，但城市不对，好多地方都有学院街。他 把我带进房内，让我喝了杯咖啡。然后，说，‘你要找的地方很远，我得送你。’于是，把我的旧自行车架到他的新汽车上，开着车，把我送到我要找的帕罗阿托市的学院街。放下自行车后，他就走了。交谈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医生。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晕头转脑，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就过去了。这是美国的陌生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原来，在这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感兴也有雷锋。

　　后来，有了汽车和驾照，我一人开辆旧车，马自达，开始了从西到东海岸，横越北美大陆的历险记。在科罗拉多的丹佛市，发现方向盘转动时有兹拉兹拉的响声。正当我在旅馆的停车场检查汽车时，一个美国青年带个小男孩走了过来，问了车子有什么毛病后，他说，问题不大，可以帮我。他拿过来工具箱，把方向盘卸下来后，拉出车前测试机油的铁条，顶端带有少量油，又让这点油，滴到方向盘的转动轴上，起润滑作用。装好后，噪声就消除了。我要给他报酬，他宛然拒绝。他是一个亚利桑那州的神职工作者，到这里看望妻子。素不相识，萍水而遇，伸手援助，德能莫忘。

　　又一次，我和南开大学的老潘，一起骑自行车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车胎扎破，只好推着走。一个来美访问的中国学者看见后，把我们带到他离此不远的住处，让我们喝水。他拿出修车胎的工具，熟练地补好。一看表，已经11点多，他又煮了两碗方便面，让我俩吃完才走。一问，他姓刘，来自协和医院的访问学者。我和老潘，心里热乎乎地骑回家去，感谢着来自我们祖国大陆的雷锋。

　　我和我的妻子开车从弗吉尼亚到南卡罗兰娜州去接孩子。第二天早晨，发现一个轮胎瘪了。到旅馆的办公室给AAA汽车俱乐部打电话求救，可是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来，只好站在车边发愁。这时，有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美国人，是个瘸子，也来接孩子。发现了我们的难处后就说， ‘别等了，我帮你换上备用胎，你再去找个修车服务部去修补，因为备用胎不能开得太快，不能走远路。’只见他一瘸一拐地取出千斤顶，卸下爆胎，换上备用的。花了半个小时，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没有耽误接孩子。我和妻子都很感动，残疾人还能挺身而出，做好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雪中送碳，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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