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龟”从政者 多了还是少了.

　　专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世界博览记者 贺梦禹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怎样?

　　王辉耀：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们学成归来，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据统计，世界上担任国家元首的，有留学经历者达到95人，超过50%，即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即使在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领导人由“海归”担任的也不在少数。大家熟悉的有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现任总理李显龙，留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特首曾荫权，留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前政务司长梁锦松也都是留学生出身;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留学加拿大约克大学;台湾前“行政院长”连战，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台湾省前省长宋楚瑜也在美留学;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据《亚洲周刊》报道，在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中，至少有8成以上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如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界许多挑大梁的精英，拥有海外高等学历者占很大比例。中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也得力于一大批留美归来的专业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海归人士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崛起和科技挺进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小柴昌俊教授在内，日本多名诺贝尔奖折桂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归派”，日本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大潜研一，也是知名的“海归”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博士。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高官目前在中国政府中所占的比重多大?

　　王辉耀：目前中国高层领导中的“海归”人数总体上看还是很少，和国际上特别是和亚洲许多国家相比还是少数。据美国布鲁金斯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中国10届人大这届政府行政部门中，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581名，其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48名，比例只有8.2%。在中共十六大35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海归”背景的只有6.2%，和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内阁成员中“海归”占相当大的比例差距还很大。这显然还不是十分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以及充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的需要。

　　“海归”高官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

　　《世界博览》：中国政府吸引“海归”从政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辉耀：目前，回国的“海归”已有70多万人，他们中有许多中国急需的国际化人才，这对于中国正在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加强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提高国家政府官员的效率和执政能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海归”也应逐步摆脱以往对政治的冷淡心态，与国内各路精英一起，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的推荐与招聘、身边的社会公共事务，还可以以参政议政的形式，为国家、社区和大众做出应有的贡献。政协和人大也可以考虑一个“海归”的界别，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允许还在海外的侨民成为国会的代表。

　　《世界博览》：“海归”高官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哪些新东西?

　　王辉耀：以科技部部长万钢为例，他的上任是近30年来第一位在海外旅居16年以上的“海归”人士担任正部级高官。以往各届政府中，留学归国人员出身的部长也有，如前教育部长周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前科技部长徐冠华等均是留学归国人员。但他们均是在海外留学后立即归国或者短期工作后归国，基本上属于从体制内去又回到体制内的。而万钢却是在海外留学6年，工作定居10年后才回国工作的。这在中国以往的正部级干部任命上几乎没有先例。像万钢这样海外留学和工作多年的“海归”人士能担任科技部这样重要的行政部门部长，充分说明国家高层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以及对“海归”人士的高度信任，对许多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和“海归”中占大部分的体制外的“海归”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未来影响。

　　江涌：积极的很多，消极的也不少，“海龟”在不同的部门扮演的角色肯定是有不同的。在有的部门，“海归”的力量很强，所以影响就很大，有的部门比较弱，所以影响就会小。现在在中国政府里“海归”已经很多了，像发改委，财政部就有不少“海归”，但是，这些部门里“海归”不占有强势，所以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太明显。在财经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比如在央行、银监会，金融“海归”就很强势。

　　在这些部门，“海归”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据内部人士透露，在人民银行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不行的，领导批阅文件，还时不时用英语。他们搞的货币政策，基本东西都是美国那一套。现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在中国就有些水土不服。客观上，的确给中国造成越来越大的麻烦，甚至是给中国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比如货币主权的侵蚀与国民财富的流失。大家都知道“四大银行”是国有资产，但是国资委管不了四大银行。多年来，共同的价值与利益取向，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极大极强的金融利益集团。为了强化集团的利益，当然集团利益和部门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搞一个“武大郎开店——不容高人”。当今中国金融领域的种种问题，中国经济虚热实冷，金融利益集团脱不了干系。

　　《世界博览》：“海归”高官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因为水土不服吗?

　　江涌：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海外的那一套完全搬过来，所以在中国就会水土不服。比如他们用的都是美国芝加哥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的东西，这在中国肯定是不对路数的，就像当初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把苏俄的理论照搬到中国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一样。现在，看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金融部门(比如人民银行)全是按照美国的路数来搞的。他们一手拿着自由主义教科书，一手拿着统计部门的数据，就搞宏观调控了，而理论与数据都有问题，所以房价越调越高，通货膨胀越调越高，宏观调控越调越乱。仅凭经济常识，你就能感觉到他们搞的那一套是完全不行的。说起来，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回国就当上高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国情。

　　《世界博览》：“海归”从政会成为一种潮流吗?

　　王辉耀：海外研究中国大陆政治的学者认为，在西方国家留学过的“海归派”，开始在大陆政治经济舞台崛起，正逐渐影响大陆未来的政经形势，成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手。而且随着更多留学人员在政府机关晋升司局级干部和部级干部，以及在中、外资企业任要职的“海归派”越来越多，在同本土文化与官场文化逐渐融合后，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不可忽视，将会带来中国政坛的新气象。中国要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和打交道的能力，中国必须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现有的与正在海外储藏起来的巨大的国际人才库。

　　江涌：这个不好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的确给了“海归”很多的机会、很好的待遇，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与他们的实际能力与贡献是不相适应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都崇洋媚外，原来从海外拿个博士回来就能得到副司级，至少也是正处级待遇。现在可能好一点，没过去那么容易了，更多的还是凭能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