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与时俱进不被淘汰？大学得选这些专业

摘要：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智能化趋势已经在很多方面在取代了人类的职工。年轻人如今学些什么才不会在有生之年被这些设备所替代，确保自己在未来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有不错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在大学里，我们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起来看看耶鲁大学教授是怎么说的吧！

计算机和机器人已经在取代许多人类职工。年轻人如今学些什么才不会在有生之年被这些设备所替代，确保自己在未来20年、30年乃至50年都有不错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在大学里，我们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多数人在20岁出头的年龄就会完成大部分的正规教育，并指望在未来50多年里依靠它来谋生。然而，计算机可以在几秒钟内学会人们在高中和大学获得的全部事实信息。在一个人漫长的生命结束之前，还将涌现出一代代新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而且它们会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进步。 应对这一问题的努力似乎由两种思路主导。第一种思路是，我们教师必须定义一种广泛、灵活、有洞见的人类学习体验，并把它提供给我们的学生，同时希望它不会被计算机取代。第二种思路是，我们需要让教育更加以商业为导向，让学生认识真实的世界，实现一种计算机大概无法复制的创新的创业过程。这两种想法并不一定矛盾。 一些学者正在试图弄清哪些类型的学习被技术进步取代的程度更小。理查德·J·莫尼恩(Richard J Murnane)和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在他们合写的《新的分工》（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一书中，研究了近期历史上在信息革命中出现扩张的职业。这其中包括汽车经销商的服务经理。相比之下，另外一些工作岗位则在减少，比如接线员。 这种标准下的成功职业有一些共同特点：从业者需要复杂的沟通技巧和专业学识。此类技能传递的“不光是信息，还有对信息的特定解读。”两人认为，专业知识要广泛、深入、实用，能够解决“未知的问题”。 这些特点未来或许不会带来同样的优势。不过，这项研究无疑告诉我们，大学教育需要广博和宽泛，不应该主要由院系的传统结构来框定。这些院系各行其是，里面的教授多数想要成为各自狭窄学科的翘楚。但这种旧的院系结构仍然在大学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来看看哈佛大学对通识教育的争议吧。这个项目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6年。它要求哈佛的本科生学习一些量身打造的课程，从而为毕业后人生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做好准备。然而，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该项目并不成功，许多参与其中的老师仅教授自己院系的学术内容，忽视了这些更大的目标。 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梅南(Louis Menand)在5月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专注于狭隘学术领域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的学生中只有不到20%会去读博士，”他说。许多学生最终进入广义上的商业领域，而不是学术界。 在同样于5月5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通识教育评审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主席、肖恩·D·凯利(Sean D Kelly)教授提出，哈佛的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当下世界的生存之道”。 不过，教授们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让学生为我们自身学科的创业机会做好准备。即使有些院系完全与商业无关，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推荐一些合适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及活动，让学生未来可以在这些地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在我本人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这里的许多问题。我的教学在几十年里不断变化。我希望自己的课程能更加有助于学生应对职场上有关创造力和道德原则的各种问题。 当我1982年来到耶鲁的时候，这里并没有金融学方面的本科课程。我在1985年创办了一个，并让它延续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多地尝试将数学理论融合到金融的实际应用领域。 开设之后，这门课逐渐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它与动态的真实教学体验一样，但在执行层面上，许多部分是预先录制的，而课堂练习和考试则在电脑上进行。无需我本人亲自到场，学生就能学习这门课。耶鲁还通过免费的网站把我的课开放给大众：2002年放到了AllLearn上，2008年和2017年放到了Open Yale上，目前则在Coursera上。 为了更好地适应电子教学而对这门课程进行调整与改进的过程，给了我时间来反思自己为学生做了些什么。我可以现在就退休，让他们观看我的讲课录像，使用其他的数字资料。但我忍不住想，自己应该为他们再多做些事情。 因此我在不断地更新这门课程，思考怎样才能将其中的教学内容融入“当下世界的生存之道”当中。我努力强化学生的概念，让他们认识到金融应当是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融资的艺术，是让人们（将来还有机器人）携手完成我们愿望的艺术。 与哈佛等院校一样，耶鲁在这个大问题上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曾经尝试开设本科生的商学专业，希望让学生为毕业之后的人生做好准备，但1954年的时候停止了尝试。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人们对商业权贵阶层的厌恶之情有所加剧。曾任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约翰·佩里·米勒(John Perry Miller)在他的著作《创造学术环境》（Creating Academic Settings，由J·西蒙出版社[J. Simeon Press]于1991年推出）中指出，当时的耶鲁存在对以商学为导向的教育理念的公开“敌意”。 尽管如此，耶鲁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商人。然而，由于这样的敌意，耶鲁直到1976年才开设了商学院，而且就算到了那个时候也否认它是一所纯粹的商学院：开始的时候，它并未开设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而是仅授予听起来更具理想主义气息的公共与私人管理硕士学位。1976年之前，耶鲁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经济学系。它沉浸在高远的纯理论与数学的氛围之中，但并未关注务实的商学教育。

对高等教育的定义正在进行的调整，应当提供能惠及未来数十载的益处。我们不得不适应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不断评估，人类与计算机学习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而对学生而言，长期看来什么才是最实际和有用的。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当下世界的生存之道”至少需要商学教育的一些元素。

注：罗伯特·J·席勒(Robert J Siller)，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