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钱锺书杨绛夫妇在牛津留学的点点滴滴

摘要：钱锺书到牛津，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阿季(杨绛原名杨季康)本打算进不住宿的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接洽入学时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她不愿意，于是决定不入学院，而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自修西方文学。

钱锺书夫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杨绛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吴学昭用了将近3年时间与杨绛详谈，本书记录了杨先生从出生至98岁的心路历程，写作建立在大量口述的基础上。作者综合搜集来的史料，也融入了自己的见闻，史料翔实准确，叙述清晰生动。书稿完成后，杨绛为之作序，称“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本版选摘内容出自该书。

两人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

牛津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它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风景幽绝，古朴淡雅，别具一种小城的静美。

钱锺书到牛津，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阿季(杨绛原名杨季康)本打算进不住宿的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接洽入学时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改修历史。她不愿意，于是决定不入学院，而在牛津大学旁听几门文学课程，自修西方文学。

阿季和锺书在校外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窗临花园倒也幽静。房主姓金Mr.King，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间卫生由老金的妻女负责打扫。

钱锺书是我国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commoner)，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男生还有一只硬的方顶帽，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牛津女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这道街景曾使阿季当时心里难受，有失学儿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交付牛津昂贵的学费和导师费，宁愿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学期开始以后，锺书也领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两年，他常穿着这种有黑飘带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学院课堂上课，到学院食堂吃晚饭。牛津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在所属学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饭。吃饭，就证明这个学生住在学校。吃饭比上课重要。饭费较贵，因锺书有家眷，照顾阿季，他只需每周吃两顿饭。

亏得杨先生手勤心细，对于钱先生任何有纪念意义的物件都收藏保存得那么好。钱先生穿过的这件黑布背心，虽然随着主人屡经战乱炮火，流徙迁移，六七十年后竟还完整如昔。2003年初国家博物馆为筹备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杨先生不仅提供了杨老先生与南洋公学留美同学在美国的合影，亲笔誊录了荫杭先生的题记;提供了他们夫妇留学时拍的许多照片;还拿出宝贝的牛津黑布背心，慷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阿季没有和锺书一起上过课，阿季上的课，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但他们在不上课的时候，两人一起上图书馆。旁听生没有作业，不作论文，不考试，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阿季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读书。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Bodleian Library，钱先生译为“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确有点像书虫那样饱蠹。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例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阿季就占据一张桌子，自己从架上取书来读。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阿季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给自己订了一个课程表，英国文学从乔叟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往下读。主要作品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细读。代表作外，也读有关的评论。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作品以十八世纪为界，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据说这样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算不上经典。“但十九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等大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经典”，杨先生说。“二十世纪的作者比十九世纪多，越近代，作品越多。这类书都是从牛津市图书馆借的，借到就读，不能按着文学史的先后读了。戏剧、诗、小说，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 Bodleian经典作家的评传(馆中也没有后人写的)，能借到或买到就读。回上海后以及1949年再到清华，能到手就补读。”

杨先生说：“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的书，如拉康特、梅里美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也读了好几本。”

我曾问杨先生：在牛津和巴黎，与钱先生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两人相互交流吗?杨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读不懂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我们总交流彼此的意见。”又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先生告诉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学问’，常使锺书惊奇”。她说：“一次锺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一字不错，就在日记上说我想‘胜过’他呢。当然是胡说。我读了诗话，苏东坡‘众星烂如沸’句，被诗话作者打杠。我不服，锺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是‘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上。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杨先生白天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读书。白天读外文书，晚上在家读中文书。他们带了一箱子中国旧书，还有笔、墨、砚台、字帖到牛津。两人比赛谁读的书多，年终结算。1935年终统计结果，两人所读的书册数大体相当，实际上钱先生读的全是大部头的书，阿季则把小册子也算一本;钱先生读的中文书全不算，阿季全算。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季承认自己‘无赖’。”

钱先生读的中外文书其实要多得多，有的书看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他不仅读，还做笔记。先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边读边记，因为那里的图书不外借，只准带铅笔和笔记本，书上也不许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笔记都是回家经过反刍后写成的。杨先生读书笔记做的不多，所读的书中虽包括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不过有的书像诗集、诗话等，也是翻来覆去读几遍的。

杨先生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锺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先生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牛津最大的好处是保留着书院式的导师制，一个导师带一两个学生的教授法，逼得学生非用功不可。导师是学生入学时由校方指定的。锺书的导师名叫布瑞特·斯密斯。

锺书在班上，第一年训练作文，师生一对一地教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亲自为学生批改作文，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印度式的堆砌。论文要有未经人道的新见，所以论文往往选僻题，选(没人研究过的)小作家。如此严格的训练使钱钟书获益匪浅，于他后来英文的用语典雅精致，挥洒自如，不无积极影响。

自己打造出的快乐天地

在老金家住，不需自己开伙，少了许多家务，阿季每天抽空练字。从国内带来笔墨却没有纸，就在房东送的代餐巾的纸上练。英国朋友、诗人燕卜荪来访，见阿季临帖，甚欣赏她有此雅兴。锺书起先学郑孝胥体，一撇撇得又粗又长，很难看;后见阿季临麓山寺碑帖，也改临麓碑。

锺书自称从小拙手笨脚，混沌不开，两人的小家由阿季主持。阿季虽然向来庇荫母亲膝下，从不曾管家理财，但宽打窄用，从未向锺书闹过饥荒。锺书佩服得不得了，把财政权全部重托。阿季记的账，他从不看。但见了好书，就忍不住要买。阿季怕书多了难以带回，只说等下次吧。有时，“下次”书就卖掉了。他气得在日记上发牢骚：“妇言不可听。”沦陷在上海时家里最穷，但阿季记账总有多余，就给锺书做猪八戒塞在耳朵“衬钱”，让他买书。他经常只讨几文“衬钱”。

牛津不像伦敦那样多雨多雾，晴和之日较多。阿季和锺书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除了牛津大学公园、附近荒僻静处，他们专挑没去过的地方。闹市郊区，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铺邮局，一所所学院门前全走个遍，观光加探险。路上碰见邮递员，就把国内来信当面交付给他们，这时往往有小孩一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

阿季出国后，想家想得厉害。她每周寄信，每周接到家书，但一封信路上要走好久，接到总是前一信的回信。接读家书是阿季最开心的事，爸爸亲笔写信，妈妈亲笔附上几句，阿七阿必两个妹妹也没头没脑地合写一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