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生活在好莱坞苦乐自知

我来美国六年了，在华人区“混”了两年(不停地换工和搬家)，然后在好莱坞打工和居住，一呆就是四年，至今。连我自己都奇怪，象我这样准备不足来到美国、不懂英语、缺“钱”少“途”，怎么在华人区不适应反而在洋人区安稳了呢?从感情上讲，我喜欢自己的同胞，一听到中国话就感到亲切、熟悉，就有了认同感，不论他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或东南亚。从实际上看，中国雇主之间疙疙瘩瘩挺多：做老板的起家不易，精打细算，一个雇员当两个三个地使，为的是积累资本；而做雇员的工作辛苦，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不能不在付出与所得之间斤斤计较，由于这种差别，我作为雇员就难免有一种被剥削的不快，心里恨恨地。

　　在好莱坞则不同，干的是同样工作，但老板是美国人，按美国公司的标准摆条件。工作五天，工资高出1/3，有年休假，还有医疗保险。面谈时，老板说，如果我解雇你，我会提前两周通知；如果你辞职，也要提前两周通知我。很公平。在华人区，我象许多中国人一样起了个英文名，而在好莱坞，人人呼我中文名，很有趣。在工作上，我做面谈时定下的职责，如果老板想让我加班或做额外工作，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事后又一再三感谢，有时还会给一些物质报酬。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洛衫矶是个民族融炉，这点我在好莱坞体会很深。我的老板是爱尔兰移民的第四代后裔，他的朋友、雇员分别是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墨西哥以及中南美州的移民或后裔。老板曾对我说，他的祖先来美国创业，经历了千难万险，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因此，美国人没有理由歧视新移民，而应该伸出手帮他们一下。这当然不是全部美国人的看法，但代表了一部分赞成移民对美国有巨大贡献的人。

　　(二)

　　生活在好莱坞，耳闻目睹的西方文化现象不停地冲撞我头脑中的东方文化基础，使我震惊、探究、反思，然后化解。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应邀去休斯顿宇航中心(NASA)参观，我作陪伴。同行的有一位是东道主公司的技术总顾问，美国人，这位洋兄为搭便车，放弃了周末飞回新泽西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车上闲聊，他说他是犹太人，少数族裔。我顺口说：“犹太人很聪明，也很富有。”这一方面代表我对犹太民族的看法，但更多是中国的恭维套话，说的人不看对象，拣好听的讲，听的人不论高帽尺寸，照戴不误。没料到，这位洋兄是很认真的。他以科学态度分析我看问题的片面性，诚恳地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一些聪明的人，犹太民族也是如此。犹太人并不都富有。为阐明这一观点，他用很长时间向我解释犹太民族人口不多却散落在世界各地。因此不得不拼搏求生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承认我对不同种族，肤色的人有固定看法(STEREOTYPES)。当我们初遇一个人时，很容易先入为主地用框框去衡量他，然后决定亲近或疏远。

　　说来挺有趣，自己有偏见却十分怕别人给自己先打上印记。我的老板约翰．卡本特是美国著名的恐怖片导演，太太珊蒂是制片人。在他们共同制作的近十部影片中，有一部叫做“小中国城里的大麻烦”(BIG

　　TRUOULEINALITTLECHINATOWN)，演员用了许多中国人。这些人都是早期广东“猪仔”的后裔，生在长在旧金山的中国城。老板在谈到他们时说，英语蹩脚，知识不多，脏话满口，通宵达旦玩麻将。这是在我之前，接触的中国人。我一听到他们提到这些人时，心里就发紧，祈祷上天之灵别让他们这样看我。有一次，我请假陪家人去拉斯维加斯玩，老板开玩笑地说：“中国人喜欢赌博。”我赶紧辩解：“我不会玩麻将，二十一点是来美国学的。美国有拉斯维加斯，而中国没有。”老板笑了，说我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不会玩麻将的中国人。听了这话，我很高兴，第一他们相信我说的是实话；第二，他们把我看作个人，而不是群体中一分子。

　　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思想源头。我们东方人以整体论事物，而西方人则以个体对待。小事为例：我们总是先写姓后写名，有尊位称尊位，有官衔呼官衔；而西方人则是先名后姓，上下级，朋友间，甚至家庭成员都直呼其名，以致父姓前加上“先生”或“女士”称呼时，就有些敬而远之的味道了。这是因为西方人认为名字是个人所独特拥有的，而姓则涵盖更多人，在日期和地址的写法上，我们采用从大到小的方法，而西方人则从小到大，我们喜欢统一规格，而西方人却喜欢形形色色。看看美国书店出售的图书，长短宽窄什么规格都有。再看看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及要求，也是五花八五。还有艺术、建筑、服饰等等，无一不追求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从大事上论，美国人是最少保守思想的。美国历史上，有过残忍的镇压印地安人、黑奴买卖、种族隔离等记录。但从六十年代起，包括白人在内的各民族为消灭种族岐视作了不懈的斗争，取得的成果高于西方任何国家。有一件小事很值得提起。我们都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历史事实。然而就在我才踏上这片土地，我的英语教师就说，他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是早已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印地安人发现了哥伦布，哪个更接近真实，不言自喻。

　　(三)

　　我想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是选择挣钱多而并不喜欢的工作呢，还是追求挣钱一般而感兴趣的职业?经骚手深思后，许多中国人会选择第一种，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贫困的过去，沉重的家庭负担，钱能给我们安全感，更因为我们的心理文化造成的。

　　我们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职业分为三百六十五行，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仕宦之途是唯一名利双收，光宗耀祖的前程。在大陆，我的朋友中有一对医生夫妇，他们都是医大毕业，事业上有所成就，并希望“子继父业”。没想到五岁大的小儿子是个舞蹈迷，无师自通，模仿各种舞蹈维妙维肖，这对夫妇呵斥，责骂甚至关禁闭去禁止孩子跳舞。原因很简单，男孩子跳舞不成体统。象这样的家长，我知道不少。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没有个人选择的年代，“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那个年代的统一口号。其实，岂止我们，我们的列祖列宗有几个选择过自己的职业、婚姻?宰相的儿子做大官，农夫的儿子去耕田，“父母之命即媒姻之缘”。一切都被安排了，抗命难之又难。

　　习惯于被安排，到美国后，面对各种选择，很难下决心，原因是不知道把什么标准放在最前面。我曾和一个花匠有过一段对话。她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护士”。我回答。“为什么?”“我有学历和经验”。“喜欢吗?”“谈不上。但钱好。”我这位棕皮肤，五大三粗，却有个美丽名字——玛丽亚的朋友沉默了好一会儿，看着我说：“有一天，我干不了花匠的活儿，就去搞计算机。”我当时目瞪口呆，怀疑是她说胡话还是我耳误。经她解释我才明白。玛丽亚出生在洛衫矶的贫穷区，贩毒，偷盗和抢战是那里生活的一部分。她十五岁时，大她两岁的哥哥因吸毒过量死在她的怀里。从此，她离开家，四下飘流，直到一个女园艺师给她一份稳定职业。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用了三年半时间，完成了圣玛尼塔学院计算机课程。毕业后被一家银行雇用。“那种办公室工作不适合我，”玛丽亚对我说：“职员们要穿戴整齐漂亮，要化妆，我天生就不喜欢。我得躲到厕所去吸烟。我得按时上下班。我身上的气味惹人讨厌。我象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就这样，干了一年，我就辞工了。花匠这个工作使我感到自在愉快。”我把玛丽亚的故事告诉中国朋友，大家感慨良多。

　　我的一位英语老师曾是非常有澳际的股票经济人，他放弃那个位置是因为感到教书所得到的快感远远超过赚钱。要知道，这位英语老师并不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而是在成人学校教新移民ABC。我认识的美国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以兴趣作为选择职业的标准，而家长很少干涉孩子的选择。

　　如果对上面说的职业选择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下面的一件事恐怕该当别论。一年夏天，美国一家电视台现场转播狂欢三天的露天音乐会(WOODSTOCKCONCERT)，我欣赏不了那种音乐，更厌恶舞台上显示性器官和毒品的装饰背景。我的老板一家人看得津津有味，他对十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教子说：“如果你们想尝试毒品的话，在家尝，不要在学校或别人家。”这叫什么教育方法，在我看简直是应允、是教唆。后来，思来想去，还得承认在美国这个强调自由、人权的国家，禁一件事很难。既然如此，那么“疏导”的办法要比“堵截”的办法有效。两年后，这个教子因父亲出、家庭经济急转直下而心理压力重重，真的靠毒品逃避现实。我的老板和其他一些成人马上伸出救援之手，给他提供食宿，带他去吸毒者自救会旁听，告诫供毒者离开他。不久，不知道谁通了信息，那个供毒者被关进了少年教养院。这个教子猛然醒悟，明白了不少事理。

　　写完这些以后，又寻思会不会有人说这是假洋鬼子腔调呢?斟酌再三，觉得应该不会。对待一个民族，一种民族文化，是用放大镜寻其弱点而抨击好呢?还是吸取其精华为已用好?我认为是后者，这也是写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