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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海外杂感———出国十年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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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有句名言:我要读书。短短四个字,表达了穷苦人不甘穷困,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自始至终被中国人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直至20世纪80年代,读书的外延无限扩展开来,使“我要读书”衍生出另一主题:行者无疆。 1987年,我上初二,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当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行程中安排到一普通日本人家访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我第一次见到了吸尘器。当年还播放了一部美国电视片《大西洋海底来的人》,主人公麦克 哈里斯戴的茶色太阳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北京人把它叫做“麦克镜”,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15年后,我留学去了日本,我的初恋留学去了美国。20多年的出国主题,每过5年,流行的内容大约就会有变化。

●嫁出去 80年代前期,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也很少,“嫁出去”成为出国的主流。 “嫁出去”的人一般来自京沪这样的大城市,目的与“农转非”大同小异。北京的老职工一定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涨工资,大部分人调了一级,7块钱,收入从40多块变为50多块,感觉宽裕了不少。北京最早开出租车的司机也一定有“上山”的经历,拉老美去八达岭长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国人,在本国月收入约2000多美圆,按当时兑换价1:1.87计算,合人民币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职工,月收入才几十元。收入如此悬殊,“嫁出去”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嫁出去”不光嫁老美,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跟中国人过日子,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穷则思变。 “嫁出去”以上海人为最多,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进来”,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说法。在上海,与洋老公出双入对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那种成就感比过去中举人要高,比中进士稍低。

●派出去 80年代后期,“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政府行为取代了自由市场。“派出去”的主要形式分两种,一种是公派留学,一种是出国考察。公派留学的去向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去留学的人,命运由此改变。 公派留学生原则上不许打工,但出国后很少有人遵守,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对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国内,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国刷盘子,1小时6美圆,在日本刷,1小时700日圆。由于美圆比价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变为80年代后期的1:3。8外汇卷,而外汇卷与人民币又有1:1。8的黑市价格,所以美圆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实际为1:6或1:7左右。换句话说,在美国刷两个小时的盘子,其收入抵得上国内一个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属于短期出国,公费“开眼” ,附带买“大件”,虽说挣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买“大件”,可视为福利分配。当年日本夏普777录音机,差不多有单人床那么宽,茶几那么高,组合音响进入之前,777威风八面,中国市场售价1840元,难得有人问津。但出国回来的人,有免税买大件电器的指标,只花半价左右就能拿下。 公派留学也好,考察也好,经济上的收入十分明显,争取公派便趋之若骛了。80年代,出国形式完成了情与财的角色转换。

●带出去 90年代前期,出国的人大多是被带出去的。同学出去了,在外面帮助联系奖学金,联系学校,国内的人再办出去;老乡出去了,干上劳务输出,有机会就把国内老乡介绍出去,考察一如既往,只是买大件的优势不那么明显了,观光成分居多。嫁老外更为普及,不再大惊小怪。 “带出去”的人因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人员素质鱼龙混杂。先去的哥哥在名校公费读硕士,后去的弟弟可能只初中毕业,做份假材料就走了,至于学什么就不重要了,先打几年工再说。很多“带出去”的后来“黑”了下来,成为所在国的社会负担。时至今日,来自中国内地“黑”在美国的人接近10万,“黑”在日本的超过3万。由于出国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所以很多在国外不死不活的人“打死也不回国”。 以出国为诱饵,国内也发生了几起出境大案。澳大利亚某学校招募中国留学生诈骗案件,上千人受骗。日本某语言学校招生案件,上千人受骗。吉林某地招赴韩国劳务输出案件,上万人受骗。另有多起偷渡案,死伤十几人、几十人的事情年年发生。随着出国人数增多,出国问题渐复杂化,方方面面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国外方面,那些不守法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使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有所抬头,甚至因限制不法滞留的中国人,实行了较为偏激的做法。比如某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旅游者的严格限制,对留学签证的无理拒签等等,受害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黑”的领域。国内方面,媒体造势炒作,猎奇并幸灾乐祸,找出一些另类素材,把国外描绘成地狱,什么在美国红灯区陪酒,在日本背死人,不一而足。同是这帮记者和影视制片人,5年后又围在“海龟”周围,“扎”上了“风险投资”。

●走出去 90年代后期,出国的途径增设了新渠道:移民。传统的留学渠道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公派为主,转变为自费为主,完成了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的转换。这一时期大批的出国者,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去的。以移民咨询服务业为例,1996年办理一名加拿大技术移民,移民公司收费6000美圆,1998年5000美圆,2000年4000美圆,2002年已低于3000美圆。现在加拿大每年计划接收移民20万左右,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每年维持在两万左右,成为现在加拿大海外第一移民来源地。再以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近年留学签证率为例,1997年学生签证申请案1921个,获签率55%;1999年申请案9319个,获签率59%;2000年申请案12000个,获签率也逐年递增。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出国的机会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绝对方式,已不再是幸运女神的光顾,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自主地设计人生。 留学出国,不能不说美国/近年美国使馆的学生签证率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大,难以摸到脉搏,不便说三道四。但在整个90年代,还是大致有规律可循的,拒签率在50%上下。有很多人认为远不至此,耳闻目睹的事例足以说明赴美的艰辛,但实际情况确实是50%。因为人们听到的大多是没走成的故事,走成的人早已愉快地打点行装了。 围绕着留学、移民的主题,兴起了一项以英语培训为核心的出国服务产业,澳际就是最成功的狸子,现在校长俞敏洪身价上亿,副校长徐小平激情四射,在成为富豪的同时,他们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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