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商学国贸双硕士毕业,现居澳洲,在澳学习生活15+年,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超过10年,澳洲政府注册教育顾问,上千成功升学转学签证案例,定期受邀亲自走访澳洲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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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校园,随便走到哪,都能看到为学生讨论准备的小会议室、活动室,咖啡厅和学生活动中心也是讨论场所,我常在这些地方看到一个小组在一起热烈讨论。而“中国教育评论”周六上午固定活动,从未间断,负责人在活动前把活动消息、安排发给所有学生,每周都和大家一起商议主题。对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也成为周六固定“节目”。
我这次讲座,是负责人“见缝插针”安排的,他曾多次与我沟通形式和话题,可见其对平日常规学生活动的用心。在哈佛做交换生的一位学人告诉我,哈佛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研讨会,每次研讨的准备需十分充分,包括阅读多少图书,准备讨论问题,一门课要求阅读10本书十分常见。在国内一个学生一学期能选修10门课,在哈佛选修五六门课也会被认为是“大牛人”——哪有那么多时间把要求认真阅读的书读完?与哈佛教学特点对应,其图书馆之多让人咋舌,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有各种专业图书馆。上学真是在“读书”。
我的讲座中,提问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而且每个问题都显现出提问者的思考,可见“训练有素”。我国国内大学近年来在倡导大学生的质疑和创新精神,可在国内大学的课堂和讲座中,学生不愿提问却是比较普遍的景象。这与没有讨论、提问的习惯有关。
“听到南科大的改革设想,我们都很振奋,有很多同学说,如果南科大的改革成功,回国就把南科大作为首选。”一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来参加论坛的同学说。在哈佛期间,我被屡次问及南科大的教改,这次哈佛中国论坛上,南科大的改革也是教育改革分论坛的核心议题,朱清时校长参加这一讨论。我由此想到,假如南科大教改不顺利、不理想,这会给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教改的期盼以多大“打击”呢?进而,未来又会有多少人选择回到国内大学工作呢?
其实,美国学生也特别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哈佛教育学院博士生Andrew Scott Conning的博士论文就选择研究我国的教育改革,他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会否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是否将由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产生。这种研究相比一些中国大学校长说正在建立“建设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也许更切中核心
Amy GUO 经验: 16年 案例:4272 擅长:美国,澳洲,亚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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