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学生自述：我在斯坦福大学学到了什么

作为一个硕士学生，我在美国的时间较短，不像博士生那样经历过多年苦学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就，也没有能够像和本科生那样能够体验像Greek Life之类的精彩生活。尽管我的GPA还不错，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把课堂学习当做我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但是被问得多了，也慢慢开始认真思考，到底我在斯坦福学到了什么？我想讲三个故事来作为回答，如果说这三个故事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多少和财富或者对待钱的态度相关的故事。 在开学前学校和我联系，让我自愿申请一个Homestay项目，如果参加，可以在开学日期前的两周先到美国，住在一个随机分配的校友的家里。就这样我认识了Dr. Gustavson，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孩子都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本人原来是物理学家，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工作，研究黑洞成因什么的，因为获得了很多专利，40多岁就退休了。一直和太太周游世界，每年都去无数个国家。平时他是NASA的兼职顾问，只要在家回复一些邮件，然后向NASA按小时收费。我问他如何计费，他说一小时收费是850美元，他每个月自己估计一个花在回复邮件的小时数，给NASA一个数字就行了。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不会在这个工作上花太多时间，因为除了旅游，他更愿意花时间在另一个工作上，那就是每周平均至少10个小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心陪外国留学生练口语。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后来我之后每次在国际学生中心，看到Gustavson老先生在一板一眼地纠正各国学生发音和语法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感叹，这可是每小时850美元的外教啊！ 后来开学一两周后，我去我导师Martin Carnoy教授的办公室。Carnoy教授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镇院之宝了，在学界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是他很喜欢开玩笑。看到我来，他神秘地一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他另一个中国学生，然后就从里屋叫出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是一个大胡子黑黑胖胖的印度人，都有点傻了。然后教授就得意地对那个印度人说： Now you speak Chinese. 这时这个师兄就用流利的中文和我套起近乎来。他就是Prashant，第二代印度移民，生在美国，本科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然后不进投行不去大公司，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喜欢上了这里，在中国西安呆了7年，从事农村小学教育，然后回到斯坦福读教育学博士。后来熟悉了，他跟我说当时工资每个月有1600元人民币， 西安物价低，足够了 。他还不无炫耀地说，当地人特别喜欢他，他读博士的推荐信就是那小学校长和当地一个什么开发区的干部给写的。后来Prashant博士毕业，立马又回到了中国。他这是打算把一辈献给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了。 第三个故事还是和国际学生中心有点关系。事实上像Gustavson博士那样的志愿者有很多，组织的活动也各种各样。有一次就是让我们去附近的一座山去活动。这片山面积不小，正处硅谷繁华地带，是斯坦福大学的校产，平时并不对外开放，主要用来做各种生物多样性之类的环境方面的研究。那次算是例外，在预约之后我们几十个学生去参观，其间繁花盛开，各种小动物毫不怕生，最让人惊叹的是有着几千年寿命的高大的红杉树。走了差不多一天才结束，晚上在国际学生中心吃饭，很多志愿者年岁很大了，走路都有点不稳的样子，还在忙前忙后给我们准备吃的。我去帮忙做Lasagna，这时候一位老人家至少也有八十的样子，和我打招呼问玩得如何。我当然诚恳而感谢地说很不错，在硅谷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真是难得。结果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 Glad you like it; I donated it. 斯坦福的课程当然精彩，教授当然大牌。但是毕业一段时间后，课堂所学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只有像这样的事，是真正让我思考，让我学到life lesson的，是改变我一生的。 不少人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也问起学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上文说过，我读的是教育学院的硕士。说实话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为了读一个美国名校的学位，既没有学术上的宏大抱负，也没有打算为了读书而牺牲个人生活。所以尽管最后的GPA是3.6多（满分4.0），比起别的同学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努力程度，我自己感觉很惭愧。但是在这期间，有很多学术领域相关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还是和之前一样，讲几个故事吧。 我读的专业是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其中细分专业又各有偏重，我是教育经济学的方向。这专业后来和人说起，一般大家不是猜测说是教人做生意的，就是猜说是不是在学校里教人经济学。事实上这是一个类似公共政策的专业，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和制订教育政策。大家可能知道，一般Social Science到本科之后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在大量数据统计上进行样本分析。我们有一门课就是学习使用统计回归分析的相关软件，助教是我们学院一个读到第四年快毕业的博士生，金发美女，言谈间眼波流转，十分迷人。有一回大家课间闲聊，问起她做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她大约解释了一下，是用一个近百万的数据库，用统计回归来分析加州中学生每周看电视的小时数和他们中学数学成绩的线性关系。我们几个硕士生当时反应就有点愕然，有人很自然地追问她的研究结果，美女略带羞涩，又颇为得意地说，这个课题经过她和她的导师三年多的研究，发现 看电视多的孩子，数学成绩就会差一点 。我和众人当场差点被雷倒在地，但是美女博士生展颜一笑，问我们： Isn t that awesome（有没有很牛啊）？ 然后她说完微微仰头，看着侧前方，一副为学术献身无怨无悔而又无限陶醉的样子。嗯，有没有很牛啊？有木有？有木有？说实话我不学无术，当时真没有觉得很牛，也不是十分理解她的热情和投入。但是她的表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后每每想起，觉得这样醉心学术，博士五六年，就为了在人类知识最前沿的领域再往前推进一点点，而她的自豪满足之情，溢于言表，真是幸福。我作为一个没能读完博士的人，这种境界虽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 这样的人并不罕见。我有另一个美国同学David，来斯坦福之前是高中的一名教师，收入不高也没有什么积蓄，向银行贷款了五万美元来读硕士。我问他是因为毕业后想换一个高薪收入的工作吗？他回答说还是会回原高中教书，因为他认为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我又问那会升职吗？他说应该不会吧。我当时心里就想，何必呢？只是不好说出来。他读的方向和我一样是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但是侧重有所不同，是Education in Sociology，也就是教育社会学。五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他，因为临近毕业，诸事繁忙，加上我们选课很自由，虽是同一专业但最后一学期也没有一样的课，有一阵没联系了。我就问他毕业后有何计划。结果他说他换了一个专业，要多读一年。因为我知道他之前贷款，所以顺口问他是因为这新专业有奖学金吗？他说没有，自己又向银行贷了五万美元。那为什么要换专业呢？我问他。他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新专业。那是什么专业？我又问。结果David郑重其事地说，是Sociology in Education！我第一反应是在心里说 What the heck! ，从教育社会学转到社会教育学，这泥马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David紧接着热情无限、滔滔不绝地在加州的烈日下跟我解释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他选择的原因。我假装在听，但说到底我还是没有太明白，他说的话我也没太往脑子里过。在阳光下我眯着眼听他口沫横飞地讲了有半个小时，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慢慢高大了起来。写这文章的时候我搜了一下他的名字，果然他又回到了他的中学教书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贷款还完了没有，但所谓求仁得仁，有信念有追求的人必得喜乐幸福。 当然在斯坦福学习，学术方面要想好好探寻，有无数得天独厚的资源。我听过的各种诺贝尔奖得主的讲座就有五六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J. Arrow）的那一次。那是一个晚上7点的讲座，我为了追星早早就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人。事实上这种学术名人的讲座在学校里稀松平常，即便是诺奖得主，听众能上百人也就不错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坐到前排，苦苦等待。像这样的讲座一般主办者会放一些小饼干在前面供大家自由取食，这时先到的人中有一位老者端起放饼干的小盘子笑咪咪地对我说： Cookie？ 我心情激荡，哪里有兴致吃什么小零食，说： No, thanks. 过了一会这老人又拿起盘子放在我的面前： It s really delicious, you should try some. 我有点不耐烦起来但还是摆了摆手说不用了。结果当然猜得到，这位客气的老人家就是阿罗本人。后来我每回给别人讲这故事，大家都嘲笑我有眼无珠，我就会得意地开玩笑说： 你们懂什么，我和阿罗对过话，他还问了我问题，但是他提的要求我都拒绝了。 是的，在美国大学中，再大牌的教授也没有什么架子。他们往往非常单纯，容易接近，心心念念，就是寻求学术上的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让自由之风吹拂 。这一点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不唯上，不迷信任何权威。记得当时有个教授叫Mike Kirst，原来是加州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的主席，但是在他的课上讨论加州教育政策的时候，学生们也不会因此而有所保留，对他的观点时有不同意见甚至大加批评。最近他在加州财政危机，公立大学拨款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又再次被任命为这一政府机构的主席，相信斯坦福学生这么多年来的意见，他或许会有些采纳？ 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或许可以从各种大学排名，教授队伍，教学设施等各种指标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所谓的学术气氛，在于这学校的学生是否真是一心向学，为求新知耐得住种种寂寞，经得起外界各样的诱惑；在于这学校的教授是否孜孜以求，以教学和研究本身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尽管我后来并没有继续走学术道路，但是这些同学和教授的垂范之下，对学术二字，始终是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