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商学国贸双硕士毕业,现居澳洲,在澳学习生活15+年,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超过10年,澳洲政府注册教育顾问,上千成功升学转学签证案例,定期受邀亲自走访澳洲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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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孩子入全托,必须交出大约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入托费。直接和间接的税务优惠也许可以给家长的腰包缓解一些压力,但由于国家层面的帮助非常有限,育儿压力还是不可忽视。
2015年,瑞士继续保持了“外国白领最爱工作地”的领衔地位。了解到,汇丰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最让在瑞士的外籍员工所烦恼的日常问题就是高昂的托儿费用。
当然,所有国家都为育儿的家庭提供财政或税务上的支持。如果把财政补贴从育儿总开销中刨去,我们会发现,各家所缴的实际托儿费用是瑞士平均工资的30%,瑞士的育儿费用仍旧“名列前茅”。
一些公共机构对一定数量的入托名额提供补助,特别是对单亲或收入微薄的家庭。大约90%的育儿机构属于私立性质,依靠家长支付的入园费运转。
瑞士政府花在“家庭外托育机构”上的财政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这一比例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较,瑞士花在军队国防上的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0.8%。
瑞士这样一个联邦制国家,家庭外育儿体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州和地方的政策。经费、收费和接收名额在不同地方会有很大差别。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2003至2013这十年间,瑞士全国多了2.3万个托儿所入托名额。但瑞士仍然有四分之三的乡镇不提供任何公共托儿服务,75%的三周岁以下的儿童没有入托机会。
瑞士法语区各州和德语区如苏黎世、楚格和巴塞尔等城市化较高的州提供的入托名额最多。相反,在瑞士乡村地区和东部,女人在家相夫孝子的保守家庭模式依然占据主导。人们普遍认为,儿童入幼儿园之前的几年属于家庭范畴内的私人事务,政府不应过多参与。
欧洲范围的比较显示,就托儿所3岁以下的日托儿童的比例来看,瑞士属于入托比例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
这种状态对就业市场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家里有年幼的孩子,很少有全职的双职工父母。入托的孩子越少,能够双双全职的父母比例也就越小。
Migros报的一份报告显示,托儿所高昂的价格以及稀缺的名额让家长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托儿办法:在瑞士,近80%的祖父母开始或多或少地定期照看孙儿们。雇日间育儿保姆或邻里间互相帮助也是父母们常用的办法。
当孩子降生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母亲减少工作额度:在瑞士,只有10%的男性从事非全职工作,而该比例在女性中高达46%。
这一状况让女性在事业的发展上受制,而且加重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在瑞士,从事同一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工资低近20%)。瑞士各工会组织和左翼党派反复重申,建立收费合理的育儿机构是减少这一性别歧视的措施之一。
如果女性们能更好的融入就业市场,瑞士对外籍员工的依赖相应也会得到缓解。这也是联邦政府执行“反对大规模动议”计划的措施之一。
Amy GUO 经验: 16年 案例:4272 擅长:美国,澳洲,亚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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