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E校友谈：留学英国对新加坡“国父”的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友自由撰稿人潘悦然：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病逝，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新加坡模式”及其施政理念的热议。

所谓“新加坡模式”，通俗一点就是：用不民主的方法做到了民主国家想做又做不到的事儿。

那么，能拥有如此成就的李光耀，他的政治理念是怎么来的？这还要从青年李光耀留学英伦的那段往事说起。

留学伦敦的李光耀

1946年，23岁的李光耀渡洋远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开始了他的英伦求学时光。

然而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他却主动要求离开伦敦政经，转学去了剑桥。

在伦敦政经的旅行时光虽然短暂，但却对他未来政治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且看李光耀本人是怎么说的：

“在LSE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

那么，这个在两三次课就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的拉斯基教授究竟是何许人也？

巨人的肩膀——拉斯基教授

哈罗德·拉斯基于1926年至1950年间在LSE的政治学系任教并同时担任该系主席。

在此期间，他以其思想光芒和个人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于旅学伦敦的有志青年，他们中很多人日后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政治家，比如，印度两任总理尼赫鲁和纳拉亚南、两度出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兄长约瑟夫·肯尼迪，以及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罗隆基、储安平和费孝通。

拉斯基本人在政治上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曾一度担任工党的党魁，并抢救了不少被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

拉斯基的政治思想，说白了就是某种温和版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保障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从实质上赋予每人以平等竞争的机会。

但这一切是通过改良而非暴力的形式获得的。他一方面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但又摒弃苏联的“专制政治”，期待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拉斯基的追随者们

这种又不左又不右的理想化政治路线，尤其获得了来自于殖民地国家学生的青睐。

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国家在宗主国的影响下实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然而最大的利益获得方却是英国等宗主国及国内极少数与宗主国关系好的代理人。

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分化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便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由于二战导致的英国等宗主国控制力的减弱，印度、新加坡等殖民地均在寻求独立的机会。所以，李光耀对拉斯基的理念格外赞同。如李光耀本人所记录的：

“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

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同样的理想化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罗隆基和储安平也很有启发。当时国共两党正打的火热，中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作为民主党派民盟创始人之一的罗隆基的主张与拉斯基很像——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党国理论，也不同意共产党的“一家独大”。

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应当只有保障国民的人权。类似地，储安平也既反对国民党拥有军队，也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他希望军队能够归于“国家”来进行管理。

李光耀的批判吸收

不过，在李光耀看来，这类寄希望于理想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理念，虽有其可敬或可爱之处，但未必可取：

“他（拉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

在李光耀看来，真正能让一个国家发生质变进而富足的，并非制度或理念，而是人创造财富的能力。

只有切实地通过教育与法律提升人的能力与素质，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才会被激发出来并贡献给国家，才能够让一个国家真正走上富足的道路。

然而光靠理想和制度，人的能力不会提升。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对教育和经济进行干预，人的能力才会得到提升，素质才会得到保障。

正是这种最为实际的想法，让李光耀与其他拉斯基的学生者们分道扬镳。

理想的社会公平制度靠喊口号和美好的愿景是无法得来的，唯有思考并尝试各种办法的实干家，才最有可能将理想搬到人间。

不过，实干家并不意味着不思考。恰恰相反，实干家最需要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李光耀曾经以半调侃的语气说道：“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

正是因为仍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和经历，李光耀离开了那个让他“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的伦敦，前往了“生活悠闲得多”的小镇剑桥，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英国留学生涯。

储安平则走了一条恰恰相反的留学道路。

他起初留学于爱丁堡，却很快便受不了了这座“孤独而无聊”的城市，并恰好也是在三个月后，游学去了伦敦，以达成他“做一个入世的，可能用言论影响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心愿。

他与拥有同样抱负的罗隆基最终所走的政治道路，也与李光耀完全相反。一边是流星陨落、销声匿迹，一边是历久弥坚、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