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何江入榜福布斯30 under 30（附哈佛毕业讲话）

近期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17年福布斯30 under 30(30岁以下30位俊杰榜单)的名单，目前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何江成功入围医疗健康领域30位30岁以下领军人物名单。

现年29岁的何江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6于哈佛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博士学位，现于麻省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16年5月26日，何江作为首位登台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人而为大众所知。

福布斯30 under 30是由美国福布斯杂志于2011年创办，每年年初揭晓结果，旨在表彰上一年美国30岁以下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30位青年才俊，其中包括音乐类、体育类、风险投资类、教育类、科技类等20个类别，总计600人。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入选率仅为4.8%，甚至低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录取率。

往年入选的荣誉主题人物都是美国在各个领域最杰出的人才，例如美国知名歌手贾斯汀 比伯和泰勒 斯威夫特、美国NBA篮球运动员勒布朗 詹姆斯、脸书创始人马克 扎克伯格和CNN知名主播布莱恩 斯泰勒等。

在医疗健康领域，何江是今年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入选者。他目前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基于纳米材料的癌症早期检测和诊断， 以及肝脏的组织工程。此前，何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利用单分子光学成像手段，成功揭示了多个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机理，以及神经细胞细胞骨架的超微结构。

福布斯给予的评语是： 何江利用单病毒追踪和超高分辨率显微成像技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了病毒如何入侵细胞，以及人类基因的抗病毒效应。

医疗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评选于2012年由福布斯杂志创立，进入该榜单的入选者，有不少为生物技术和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者，同时也有不少服务社会与公众的非盈利组织创建者。今年评委包括美国著名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的创始人安妮 沃西基, Flatiron Health创始人纳特 特纳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何江在哈佛的毕业讲话都说了些什么。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办，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后，妈妈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时，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过的伤口。

在座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治疗手段背后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就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风险也没那么大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被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徘徊，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感到困扰。

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在科研上已经有了无数的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我们做得仍然不尽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每天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蒙受疟疾带来的痛苦。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于贫穷、疾病和资源匮乏导致科学知识流动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得到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很多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当我认识到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等简单的卫生举措可以减缓疾病传播时，当我能够为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贡献力量时，我的内心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成长的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地方，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都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是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接受更为先进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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