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7年日本获17个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名古屋大学校长为什么反思?

17年日本获17个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名古屋大学校长为什么反思?专访了诞生其中三分之一诺奖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和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

松尾清一认为，中国和日本都要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视能实用化的研究，而应对做基础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进行支援。天野浩则很怀念那个“研究者们满含热情埋头研究的时代”。

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左)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右)。

17位诺奖获得者，15人为日本本土博士

2016年10月3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因发现细胞自噬机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也是自汤川秀树1949年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第25位获奖的日本人(含2名日裔)。进入21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三大奖项中，日本以“17年17人获奖”的成绩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这17名获奖者均为男性，最年长的是时年87岁现已去世的弦理论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最年轻的则是43岁的仅有本科学历的岛津制作所研究员田中耕一。其中物理学奖最多，有8人。化学奖次之6人。生物学或医学奖最少，只有3人。从学历上看，除了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根岸英一，大多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本土名校博士出身，仅田中耕一一人以本科学历获奖。获奖研究则大多在二三十年前完成。

17位诺奖获得者与名古屋大学相关的占到6名(小林诚、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下村修)之多。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故事?

日益缩减的政府拨款

谈起21世纪后日本诺奖获得者突然增多的原因，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说道，“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研究。在这二、三十年间，这些研究的成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原因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日本着手打造能够孕育出这些诺奖级研究的科研环境，其中包括对很多富有独创性研究的研究者的大范围支援。”

正如松尾清一所言，经统计，17位诺奖得主的获奖研究平均在27.65年前完成。比如，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大隅良典对“细胞自噬”的研究就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向前回溯，2015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梶田隆章对“中微子震荡”的研究、2014年物理学奖获得者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对“蓝色发光二极管”的研究均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的。

在战后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促进科研的政策，并加大经费的投入。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规划并实施了被称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五大目标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振兴，理工学科扩充、奖学金提高、大学数量激增、鼓励学生去(课程)、原子能和宇宙开发等国家级计划设立，有关科学技术的整体政策基础在此时基本确立。

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

自1995年开始，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日本每五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如今已是第五期(2016年-2020年)。第五期的目标是政府民间合计投入科研经费占GDP比为4%以上。在2001年第二期中，日本制定了“50年间，诺贝尔获奖者30人”的计划，现在此目标已完成过半。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

多位诺奖得主表示，获奖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持。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自1982年始共获得17.8亿日元研究经费。

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在2003年正是靠“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获得的3亿日元经费才能完成初步的iPS细胞开发。2007年日本政府又为他追加了70亿日元的支援经费。获奖之后，2013年，文部科学相(即教育部长)下村博文表示，要对iPS细胞研究施行10年1100亿日元的长期支援。

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对于不对称合成的研究也正是得到“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计划”的支持才得以成功。

2015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梶田隆章发现中微子震荡的“超级神冈探测器”的建设、管理费用也全部来自政府支援，时任东京大学校长的有马朗人教授曾经游说当时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这个设备建起来，起码能得两个诺贝尔奖。”

2015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梶田隆章。

而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下行，泡沫崩溃，对科研的经费支援已经明显下降。2015年11月6日，由11所顶尖大学校长组成的“学术研究恳谈会”发出一封呼吁提高科研资金的公开信。公开信称，日本国立大学近年所能拿到的资金日渐减少，2015年86所大学4所研究机构共拿到1兆945亿日元，比2004年减少了1470亿日元(13.4%)。

由11所日本大学校长组成的“学术研究恳谈会”的一封呼吁提高科研资金的公开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GDP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成长而来的是对科研投入的增强，自2006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后，中国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据《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投入占GDP之比首次突破2%。

中、日、德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较。

2009年-201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

中、日、德三国论文数量对比。

除了科研经费的增长，中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也在逐年攀升。从2016年10月12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信所)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来看，2015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指S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为29.68万篇，连续第七年排在世界第2位，占世界份额的16.3%，仅次于美国。

2015，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对“青蒿素”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消失的企业“中央研究所”

除政府方面通过大学对研究者们支持，30年前日本企业对科研的支持力度也很大。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讲起他的学生时代，“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很多企业都设立了中央研究所，那是个基础科学研究大爆发(boom)的时代。很多研究者在企业的中央研究所中进行极富多样性的广泛研究，其中有些成果在30年后的今天开始获得荣誉。那是个研究者们满含热情埋头研究的时代。”

与天野浩一同因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而获奖的中村修二就是一位工程师，在德岛大学完成硕士课程后，他入职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因为中村修二竭力主张开发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前景，公司破例拨给中村3亿日元的研发经费。1993年，中村发明双流式MOCVD方法(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法，是在基板上成长半导体薄膜的一种方法)，日亚化工得以量产实用级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并取得LED照明市场的全球地位。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

受企业支持而获诺贝尔奖的最好例子莫过于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田中耕一因为“开发出鉴定生物巨量分子质量分析的脱付游离法”而获奖时，还只是岛津制作所生命科学研究所主任——一名只有本科学历的普通上班族，获奖研究也是上世纪80年代所做出的。接获英语(精品课)电话通知时，田中耕一正在公司加班。他从“Nobel”“Congratulation”这些单词推测自己可能获得了“一个海外的小奖”，身旁的同事则认为是整人节目的恶作剧。一直到记者纷纷现身道贺，田中耕一才接受了事实。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媒体皆无所适从，因为默默无名的田中并非学者，也没有博士学位。岛津制作所马上给予了他董事待遇，母校东北大学也随即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田中耕一完成获奖研究时年仅26岁，比汤川秀树还年轻一岁;在他之前，诺贝尔奖也从没有授予过本科学历的研究者。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

泡沫经济时代，日本企业有充分的资金投入科研当中，随着经济下行，索尼、松下等大公司都相继关停了“中央研究所”，日本历史上这段独特的企业带动科研的时代也告一段落。

名古屋大学异军突起的理由：自由学风

仔细观察日本17名诺奖得主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和名古屋大学有关系的教授特别多。17位诺奖获得者与名古屋大学相关的占到6名(小林诚、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下村修)之多。

这背后又隐含了什么原因致使新世纪后日本诺奖的增加呢?松尾清一校长和天野浩教授都提到了自由学风的重要性。

松尾清一说道，“相较于其他几所曾经的‘帝国大学’，名古屋大学还比较年轻，院系之间的隔阂尚浅，教授与学生的距离也很近，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因此，跨学科、富于独创性的研究很容易开展起来。在保守的传统研究团体中，可能一些颠覆常识的想法比较难诞生，但独创性的自由想法在名古屋大学是完全有空间的。”

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

松尾清一所说的“年轻”是指，相较于1886年建立的东京大学和1897年建立的京都大学，1939年建立的名古屋大学是七所所谓“帝国大学”中最晚建立的。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回忆起自己从京都大学工学部助手转到名古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时说，“这里充满清新、自由的学术风气，比起师兄弟间关系森严的京都大学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前任名古屋大学校长滨口道成将这种风气与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相提并论，“15世纪，美第奇家族下云集了佛罗伦萨各界人才。战后的名古屋大学也产生了类似效果，作为最年轻的帝国大学，一方面没有那些老校的桎梏，另一方面国家资金又相当充实，所以汇集了来自于各个大学的人才。”

作为同时获奖的赤崎勇教授的弟子，天野浩也持同样看法，“我只能谈谈赤崎研究室的情况，赤崎老师是非常鼓励学生们自由研究的。而且那个时代我们的研究经费还不多，一年只有300万日元，所以只能自己购买零件组装实验设备。因为是自己组装的设备，泄漏检查是非常辛苦的，但那时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痛苦，反而是抱着‘想做出二极管!’、‘想演示给大家看!’的热情整天沉浸于实验之中。”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赤崎勇、中村修二。

“也因为是自己组装的设备，所以能任意做我们想做的实验，如果是市面上的高价设备，我们可就不敢这么随便了。”天野浩教授还谈道，“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研究室里，经常能听到不分长幼、学术立场而爆发的论战，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

赤崎勇曾经这样对学生们说，“搞研究，不是什么流行做什么，而是要做你想做的。”

提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天野浩说，“我认为在大学里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做研究更重要。这点国立大学比私立大学要好。我在私立大学也任教过，那个时候每天必须讲很多课，没办法集中精力在科学研究上。讲课虽然也很重要，但我觉得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更重要。”

同时，名古屋大学还发挥它位于日本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强调“产业-学术-政府”联动，成立了“学术研究产学官合作推进总部”，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两大因素即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支持与学校科研相结合，不断促进基础研究向应用的转化。

对未来的期望：不可忽视基础学科

虽然名古屋大学提倡“产学官联动”，但松尾清一校长也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只有实用性的研究，诺贝尔奖方面尤其如此。基础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自由地进行独创性地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出和诺贝尔奖相关的惊人发现。避免一味地追求短期成果和只重视能实用化的研究，而是对做基础研究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困境进行支援，这一点我想是中国和日本都要注意的。今年获奖的大隅良典教授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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