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我被美国女人告了一状

大概因为我这人智商平平，在国内求学时，我一直都与名校无缘。不过，我先后就读过的中国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虽然是普通高校，但其校名却貌似名校。无论在我上大学还是读硕士时，那些非要认为我是天才的好心人，总误认为我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每当这时，我总是大摆手并紧急纠正，别，您弄错了，中国医大在沈阳，协和在北京呢。

人们可以不崇拜名牌，但人们对名校的敬重却是显而易见的。名校代表着实力和阅历，无论男女，能在名校走一遭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比如我最近结识的一位北大美女，就成了我的崇拜对象。她当年可是高考状元呢。

活了小半辈子，没有在名校求学的经历，让我多少有点儿沮丧。咱虽然不是天才，但我不傻不笨的，我咋就进不了名校呢？为了祢补青年时的遗憾，我计划以后等我上老年大学时，我一定要找个老年名校过过瘾。

昨天读了一篇和名校有关的新闻，再次唤起了我的名校忧患。一位在美国某名校做过博士后的美籍华人，回国后违法乱纪制造抗肿瘤药物糊弄广大病人。读这篇新闻时，我久久凝视着其中的一行字舍不得离开。读着，读着，忽然我恍然大悟。哎呀，我也在美国名校做过博士后，那好歹咱也算是在名校走过一遭的人。我把我的这段光荣历史，怎么会忘了呢？

十多年前，我在俄亥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地处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过博士后。这所医学院在全美同类院校中排名第四，很多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科学家，都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或工作过。我在这所学校进进出出多年，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所名校的风起云涌。我深深觉得，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在名校生存绝非易事，同行间的互相倾轧和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我在病理系麦教授手下做博士后时，只是个刚出炉的小博士。大概我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刚进这个实验室不到半年，我的科研课题就有了一个重大突破。在美国技术员的冷眼和同行博士后的寒光逼视下，在一年之内，这个突破点便给我带来了两篇第一作者的文章。我的这些所谓的成绩，除了来自我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也源自我导师麦教授对我的呵护。

麦教授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的长相时常会让我想起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方方正正的大脸盘，鼻粱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近视镜，头顶上散着几根白发。你看，这不就是江书记嘛。和江书记相比，虽然麦教授不会吟诗唱歌，但他的科研作风却和做诗一样一丝不苟。坦率地说，麦教授不是那种绝顶聪明之人，但他非常勤奋，也善于和他人合作。在这种类似于勤能补拙的科研作风中，麦教授多年来稳坐系里终身教授的前几把交椅。

自从我的文章逐一发表后，在校园内，麦教授开始细心寻找与我们课题类似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哪个行业，合作的好处是双赢。对麦教授来说，他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即将申请的科研经费上。有了合作者的参与，向NIH要钱时便会多了一份筹码。每当我看到头发没几根的麦教授如此煞费苦心地东张西望时，我恨不得送给他几根我的黑发补补他头顶上的空白区。我担心麦教授再继续望下去，他的头发就全没了。

不久后的一天，目标出现了，麦教授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更振奋人心的是，这位被麦教授相中的合作教授是位中国人。当麦教授向我提起这位中国教授时，他难掩内心的兴奋。太好啦，陈晚同学这下你可找到祖国的亲人了。

麦教授的打算是，让我进驻中国教授的实验室，在那里我天天摆摊练摊，我得到的科研成果两家共享，用做双方申请科研经费时的依据。麦教授算盘敲得挺好，但中国教授是否愿意听这算盘声儿，我是无法知道的。我只知道，咱们中国人喜欢自家过日子，你别打扰我，我也不求你。麦教授把我当个潜伏的特务似的，让我在人家的实验室里晃来晃去的，烦不烦人啊。再说了，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规矩。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都挺有讲究的。要是我一不小心迈错腿了，到底该谁负责呢。

毛主席说，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对麦教授的安排，我心里虽然藏着一万个为什么，但我还是规规矩矩高高兴兴地去中国教授那儿报到去了。和中国教授谈了几次权当热身赛之后，我发现这位中国教授根本就不和我说中国话，而他的英文口音又明明告诉我他确实就是个中国人。这下我可傻了。我对在美国不讲中国话的中国教授向来敬畏，就凭这一点，我感觉这位中国教授是个范儿，麦教授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换句话说，麦教授和他的合作前景并不妙。

我虽不是神仙，但我掐算得好像比神仙还准呢。我刚把地摊摆好，正想小曲好唱口难开之时，那位中国教授手下的美国女技术员，居然提前向麦教授喊话了。对不起哟，麦教授，打扰啦，你们实验室的陈晚博士，她，她在虐待我们的细胞呀。这可怎么行呢，细胞是我们的祖宗，细胞不高兴了，我们就得关门呢。

当麦教授向我转达美国女人的告状书时，我惊得目瞪口呆。我从来就把细胞当祖宗的呀，美国技术员的这份状子从何而来呢？麦教授虽然对我的技术毫不怀疑，但人家把状子都送来了，好歹他得硬着头皮接着。

据麦教授传达，美国女技术员对我的主要控诉是，妈妈细胞生完女儿之后，你就得把妈妈级的细胞培养瓶扔掉，免得这位多余的妈妈会污染她的女儿们。噢，原来是这个呀。我在麦教授的实验室养细胞时，守的是另外一种规矩呀。我们通常是保留妈妈级的细胞瓶而扔掉奶奶级的。况且分装细胞前，实验台又是酒精擦，又是紫外线照的，外加我的一路小跑，妈妈哪能轻易污染女儿？不过，人老了，确实不中用。连细胞培养都服从这个规律。

虽然被美国女人告了一状，我的心情却出奇地平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本来是两位教授之间在玩儿猫腻，现在却成了两位小卒之间的互相指责。那位给中国教授当爆破筒的美国女人，最后的命运并不乐观。三年之后，中国教授失去了终身教授的机会，只好走人另谋高就。而为她尽忠的那位美国女人，也只能另找主子。

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国教授的虎落平阳，一直心存不解。他能力超强，文章惊人，水平不如他的教授都留下了，他何以远走他乡呢？麦教授不会给他暗中使过坏吧？不会吧，江书记哪能这么小气。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相煎何太急呢。

大概因为我这人智商平平，在国内求学时，我一直都与名校无缘。不过，我先后就读过的中国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虽然是普通高校，但其校名却貌似名校。无论在我上大学还是读硕士时，那些非要认为我是天才的好心人，总误认为我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每当这时，我总是大摆手并紧急纠正，别，您弄错了，中国医大在沈阳，协和在北京呢。

人们可以不崇拜名牌，但人们对名校的敬重却是显而易见的。名校代表着实力和阅历，无论男女，能在名校走一遭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比如我最近结识的一位北大美女，就成了我的崇拜对象。她当年可是高考状元呢。

活了小半辈子，没有在名校求学的经历，让我多少有点儿沮丧。咱虽然不是天才，但我不傻不笨的，我咋就进不了名校呢？为了祢补青年时的遗憾，我计划以后等我上老年大学时，我一定要找个老年名校过过瘾。

昨天读了一篇和名校有关的新闻，再次唤起了我的名校忧患。一位在美国某名校做过博士后的美籍华人，回国后违法乱纪制造抗肿瘤药物糊弄广大病人。读这篇新闻时，我久久凝视着其中的一行字舍不得离开。读着，读着，忽然我恍然大悟。哎呀，我也在美国名校做过博士后，那好歹咱也算是在名校走过一遭的人。我把我的这段光荣历史，怎么会忘了呢？

十多年前，我在俄亥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地处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过博士后。这所医学院在全美同类院校中排名第四，很多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科学家，都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或工作过。我在这所学校进进出出多年，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所名校的风起云涌。我深深觉得，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在名校生存绝非易事，同行间的互相倾轧和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我在病理系麦教授手下做博士后时，只是个刚出炉的小博士。大概我应了“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刚进这个实验室不到半年，我的科研课题就有了一个重大突破。在美国技术员的冷眼和同行博士后的寒光逼视下，在一年之内，这个突破点便给我带来了两篇第一作者的文章。我的这些所谓的成绩，除了来自我个人的勤奋努力之外，也源自我导师麦教授对我的呵护。

麦教授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的长相时常会让我想起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方方正正的大脸盘，鼻粱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近视镜，头顶上散着几根白发。你看，这不就是江书记嘛。和江书记相比，虽然麦教授不会吟诗唱歌，但他的科研作风却和做诗一样一丝不苟。坦率地说，麦教授不是那种绝顶聪明之人，但他非常勤奋，也善于和他人合作。在这种类似于勤能补拙的科研作风中，麦教授多年来稳坐系里终身教授的前几把交椅。

自从我的文章逐一发表后，在校园内，麦教授开始细心寻找与我们课题类似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哪个行业，合作的好处是双赢。对麦教授来说，他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即将申请的科研经费上。有了合作者的参与，向NIH要钱时便会多了一份筹码。每当我看到头发没几根的麦教授如此煞费苦心地东张西望时，我恨不得送给他几根我的黑发补补他头顶上的空白区。我担心麦教授再继续望下去，他的头发就全没了。

不久后的一天，目标出现了，麦教授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更振奋人心的是，这位被麦教授相中的合作教授是位中国人。当麦教授向我提起这位中国教授时，他难掩内心的兴奋。太好啦，陈晚同学这下你可找到祖国的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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