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在美国的悲惨生活 两年经历堪比过去十年

　　我在美国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从2007年飞机降落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时，我的生活就一波又一波的不顺。

　　通过朋友找的房子，原来能破成这样!我拿起箱子就走人，在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由于到学校晚了，注册、办学生证、选课、买课本、办手机、开银行账户，别人一个星期完成的事，我用一天全部做完;去联合广场买书，摔了一跤，膝盖肿到不能走路;UPS把我的课本寄丢了，由于英语不好，我给纽约大学书店和UPS打了无数电话楞是没打出结果，眼看都上课一周了，我连书都没法看……

　　如果说这些是能用钱解决的小事，接下来的事让我几乎崩溃——开学两周，“纽约报道课程”因为写作原因劝退了一个台湾女生。作为剩下的唯一的国际学生，直觉告诉我：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果然，新闻专业那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痛恨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教授，每天都把kick you out(“把你踢回去”)放在嘴边，时刻提醒我——现在我还能留在这个专业是因为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如果我惹他不高兴，他马上就能把我踢回大洋彼岸。

　　我不敢争辩，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我在噩梦中惊醒。

　　2008年11月，我迎来人生转折点——转系。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踌躇了整整三个小时，然后把修改了十多遍的Email发到了教育系主任T教授的邮箱。如果被拒绝了，他也不认识我;如果能被录取……!

　　一年多后，我告诉T教授，当初他几乎救了我的命，他却一头雾水。有时你以为你做了一件不经意的事情，却改变了别人一生。

　　拿到教育系的录取通知，我如释重负。再见了，新闻系。再见了，我的记者生涯。

　　2009年春季开学,我第一次如饥似渴地读乔姆斯基和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因为我真的想学好这个专业。同时，为了结束只出不进的日子，我想找一份校内工作。

　　一开始我总是找薪水高的工作，碰了几次壁才知道国际学生要找助教工作是多么不易。于是我决心脚踏实地，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时薪7.5美金的工作，一周工作20个小时。

　　据后来一位小师妹说，图书馆的老板一直感叹我是她见到过的读书最轻松的学生，每天要工作4、5个小时，晚上上课，考试居然还都是A……她只是不知道我在新闻系的挣扎罢了。

　　2009年5月，我从肯尼迪机场飞回我的故乡上海。这次回去其实不是为了看爸妈，而是为了海外项目的工作——给迈阿密大学的新闻专业做国际报道课的助教。短短两个月，我从上海窜到北京，再窜到香港、曼谷、西安，顺带还去了上海周边的几个城市。当然，我也了结了一个萦绕已久的心愿——在上海吃一顿麻辣烫，放很多很多辣椒，辣到我泪流不止，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2009年7月，悠长假期结束。那天中午，爸妈送我去机场，结果爸爸开错了路，眼看着飞机就要赶不上了，爸爸说：“赶不上才好呢，你就可以不走了。”

　　回纽约后，我又在图书馆做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收到T教授的邮件，他决定雇我做研究生院助理，一周工作20个小时，每小时15美金。在最后一个学期，我大部分时间就在T教授那里工作，久而久之，T教授误以为我是个勤奋的人，之后给我介绍工作时估计说了不少好话。

　　很快，毕业在即。

　　我几乎是哽咽着毕业的，那种心情，既不是离开上外时的对未来的憧憬，也不是离开新闻系时的解脱，而是一种不舍。吃完道别餐，我带着T教授送的礼物，连滚带爬地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我，一个24岁揣着硕士文凭毫无工作经验的女孩，被一下子推到了两个班的学生面前——我在一家社区成人语言学校教英语，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也属牛，60岁，比我整整大了3圈。第一年我得教两本不同的书，备两次课，上午班的学生都是那个学校待了很久的“老油子”，特别难对付。我每天都在叫苦，但每次叫完苦，我会想想在新闻系的日子，然后微笑着走上讲台。

　　关于友情，我在新闻系有过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她剽窃了我的论文，我第一次明白了在利益下没有朋友，所有的人都本着生存第一的准则。我理解她，但我不能原谅她。

　　后来在教育专业，我遇到了三个最好的朋友，很庆幸，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我们自封为四个“小主”，从新泽西烧烤玩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从Soho的故乡味川菜吃到法拉盛的上海滩火锅，还在皇后百货公司买一样的衣服一起穿到T教授的课上扮花痴。后来，一个小主走了，剩下三个小主疲于奔命，只剩下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在心底回荡。

　　这就是我这两年来走过的路，两年，却好像和我过去十年的经历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