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3个留学生活故事里的最不可思议

　　“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偶尔举办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机会。”

　　最傻瓜

　　“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

　　最入迷

　　1937年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管理……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

　　最扼腕

　　“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出国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出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出国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出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出国留学生的真面目……我曾动念头，写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这一本书真能写成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是一部杰作，洛阳纸贵，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待的时间太短，只有一个多月，致使这一部杰作没能写出来，真要为中国文坛惋惜。”

　　最难忍

　　饥饿的地狱。二战爆发，食品奇缺。“为什么东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狱，而在地狱中又必须忍受饥饿的折磨呢?他们大概都认为饥饿最难忍受，恶人在地狱中必须尝一尝饥饿的滋味。这个问题我且置而不论。不管怎样，我当时实在是正处在饥饿地狱中，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

　　最欣慰

　　“我打破了纪录，是自己吃饭的纪录。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工作结束时，农民送了我一篮子苹果，其中包括几个最优品种的;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数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最梦寐以求的珍馐

　　“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什么燕窝、鱼翅、猴头、熊掌，这些东西本来就与我缘分不大。我做梦梦到最多的是吃炒花生米和锅饼(北京人叫‘锅盔’)。”

　　最瞠目的散步

　　“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季羡林在哥大的同学伯恩克小姐和她的寡母)散步，使我顿悟了一层道理。‘散步’这两个字似乎只适用于中国人，对德国人则完全不适用。只见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后同出左脚，好像是在演兵场上，有无形的人喊着口令，步伐整齐，不容紊乱，目光直视，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竞走的速度，只听得脚下鞋声击地，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这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中乐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缘分太浅了。”

　　最难忘的师生情

　　不是程门立雪，是师徒踏雪。“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

　　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西克教授)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憷，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

　　最自得的馈赠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西克教授)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乎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最真诚的绝情

　　季羡林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相爱，1945年9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10月2日，离开哥城的前四天，又写道:“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最崇拜的学者

　　“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吕德斯先生(季羡林的师祖)。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

　　最快意的收获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use　(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最庄严的抉择

　　1942年，“德国法西斯政府承认了汪伪政府。这就影响到我们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护照到了期，到哪里去请求延长呢?这个护照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签发的呢?这是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出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这在国际法上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无国籍者’就是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义务，但同时也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

　　“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偶尔举办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机会。”

　　最傻瓜

　　“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

　　最入迷

　　1937年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管理……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

　　最扼腕

　　“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出国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出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出国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出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出国留学生的真面目……我曾动念头，写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这一本书真能写成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是一部杰作，洛阳纸贵，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待的时间太短，只有一个多月，致使这一部杰作没能写出来，真要为中国文坛惋惜。”

　　最难忍

　　饥饿的地狱。二战爆发，食品奇缺。“为什么东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狱，而在地狱中又必须忍受饥饿的折磨呢?他们大概都认为饥饿最难忍受，恶人在地狱中必须尝一尝饥饿的滋味。这个问题我且置而不论。不管怎样，我当时实在是正处在饥饿地狱中，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

　　最欣慰

　　“我打破了纪录，是自己吃饭的纪录。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工作结束时，农民送了我一篮子苹果，其中包括几个最优品种的;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数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最梦寐以求的珍馐

　　“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什么燕窝、鱼翅、猴头、熊掌，这些东西本来就与我缘分不大。我做梦梦到最多的是吃炒花生米和锅饼(北京人叫‘锅盔’)。”

　　最瞠目的散步

　　“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季羡林在哥大的同学伯恩克小姐和她的寡母)散步，使我顿悟了一层道理。‘散步’这两个字似乎只适用于中国人，对德国人则完全不适用。只见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后同出左脚，好像是在演兵场上，有无形的人喊着口令，步伐整齐，不容紊乱，目光直视，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竞走的速度，只听得脚下鞋声击地，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这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中乐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缘分太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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