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剑桥杂忆 我的“第一股风”(三)

　　我以为自己会拥抱剑桥，却发现自己下意识地逃避。符合我一切期待的新环境，也没给我带来内心的镇定。很多个早晨，我坐在图书馆的茶室里，内心弥漫着慌张。桌上同时铺着好几本书，我从这本跳跃到那本，担心错过任何重要的段落。

　　倘若我的“第一股风”是即兴、激情、碎片、截稿压力式的写作，如今我想写得更深入、更系统、更富个人洞察力，要承担起一个作家对应的知识与道德上的责任。

　　如何获得这一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发现自己掉入了新的困境。穿过图书馆林立的书架时，兴奋与绝望同时洋溢在我心中。我关心的所有事物，都有人做出了详尽的、出人意料地探讨，如今我可以汇入这股传统，让自己的思考更丰满，但同时，我的意义何在，我能为其中添加些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也没有进入剑桥的社交生活，我回避正式晚餐，明知可能碰到有趣的交谈者，英国的分析哲学家、匈牙利裔的戏剧教授、以色列的中世纪犹太教的博士后、来自巴西的写小说的材料学家……他们都可能出现。很多时刻，我迫不及待地钻回我的房间，听收音机、泡在浴缸里，不无病态的沉浸于寂寞与感伤里——我觉得自己轻飘飘地附着在明信片一样的剑桥上，我找不到支点，思想与身体都失去了重量。

　　是因为所有熟悉的朋友与关系都消失了?是因为受挫的自尊心，我在中国赢得的小小名声不起作用，语言的屏障令我觉得自己笨拙不堪?还只是生活上的不适，饭堂里总是炸鱼和薯条、白得令人不安的火鸡肉。或者是一个青年的性欲被压抑了，在周末夜晚的酒吧里，我看这些年轻、俊美、来自世界各地的姑娘，却不知道该如何和她们发生关系?是因为一个访问学者的生活太过自由了，不需要上课，没有必须完成的义务?……

　　我第一次独自生活在海外，多少吃惊地发现，这彻底的自由让我心生恐惧，丰富的生活竟让我退缩。我原以为这一年，我会多谈谈亨利八世、国王学院的左派传统、《伦敦书评》、查令街的旧书店和罗素、凯恩斯、奥登的世界，结果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写作了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

　　多年来，我批评她是个扭曲、异化、无根、浅薄的社会。如今，我却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的存在。似乎正是在这种批评、和这种批评激发起的反应中，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为了了解这个中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历史，东欧与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主义占据上风、个人自由溃败的年代。但也是黑暗中，一些心灵绽放出特别的光芒。似乎剑桥的自然、宁静、丰沛，加剧了我对于扭曲、疯狂、匮乏的兴趣，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米奇尼克、刘宾雁、刘晓波……他们似乎都在提醒，我一直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

　　是疏离感让我感到脆弱，要从那些流亡者身上寻找力量?是因为丰盛的人类文明让我不知所措，我要拼命抓到一些更熟悉的东西?还是我正在寻找自己的内在的使命?可能都是。我隐隐地感到一种新情感在内心浮现，但不知道它是假象，还是真的变化。

　　过多的自我分析是危险的，它难免掉入自恋的泥潭。不过，我从前的自我分析实在是太少。你甚至可以说，成长在中国社会，你很少有机会进行真正的自我分析。我们总是生活在人群中，被无处不在的人际网络包围，更重要的是，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每个人的头脑。个人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他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知识与精神也总是现实力量的附属品。这可能也是中国的流亡者中没有产生东欧与苏联流亡者中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巨人的原因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宿命般的要和中国社会发生关联，一旦脱离了土壤，就像失去了养分的植物。即使其中最杰出的头脑和心灵，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倘若不能用自己的知识与道德力量来变革中国，就倍感失落。但这也像是个悖论，倘若你无动于衷于中国的种种困境，你必定是个逃避主义者;但倘若你的头脑与内心被这些困境全盘占据，你有不可能建立起自我的精神世界。

　　这种平衡难以把握。一些夜晚，我发现自己陷入信心危机，发现自己既没有道德勇气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困境，知识、思想是要来对抗压迫、不公、谎言的。我也仍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我如此渴望一个现实社会对我的回馈。多年来，我在写作中倡导的一切，个人、自由、独立、内心，都只是我的功利主义的装饰物，它们让我与众不同，赢得喝彩。但我从未真正了解它们的内涵，倘若它们带来的是伤害、危险、孤立，我还可以继续吗?

　　我隐隐地意识到，倘若我的写作生涯存在着“第二股风”，它一定与此相关。

　　内容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