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商学国贸双硕士毕业,现居澳洲,在澳学习生活15+年,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超过10年,澳洲政府注册教育顾问,上千成功升学转学签证案例,定期受邀亲自走访澳洲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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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我最珍惜的哈佛教育,并不是她世界一流的设施、四处获奖的教授、高水平的学术讨论,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机会,让我在课堂外与一群各不相同、极富才华、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起,去学习,去娱乐,去生活——是我平凡而又难忘的哈佛生活。
在新生们还未踏入校园时,哈佛的住宿系统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入学前的夏天,新生要填写一份住宿申请表,内容包括希望有几个室友、自己的学习特点和社交习惯,以及一堆其他个人问题,来帮助新生主任安排住宿。哈佛学院的新生主任会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亲手筛选这些申请表,小心翼翼地将兴趣和背景不同的学生搭配起来,而不是把相同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这是一件艺术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个在田纳西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督教小孩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来自纽约最好的公立中学的犹太正教小孩住在一起呢?华盛顿州一个追求增加社交和教育的中国家庭的女儿怎么可能与一个来自麻省、热爱拉丁文的白人女孩每日交流呢?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又怎么可能生平第一次和一个从墨西哥移民到洛杉矶的女孩成为朋友呢?
每个新生都和几个室友一起住进哈佛园里的17栋新生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些宿舍楼只有大一新生可以进入,每幢楼有好几个单元入口,每个单元都有一个舍监专门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舍监往往是哈佛的研究生或者职员,就住在单元入口的房间里。舍监的职责主要是通过组织社交聚会和给予生活和学术的辅导,来创造一种和谐的团体氛围。因此,从新生踏入房间的第一天起,舍监就成为了学生群体的一部分,学生们有一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住在一起的生活顾问。
这个住宿系统的魅力在于,它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宿舍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每一栋楼都有两个“家长”(Master)——一个哈佛终生教授及其伴侣。我的“家长”是里诺·培尔堤莱和他的夫人安娜·本斯特德。里诺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文学的教授;安娜是英国人,在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工作。那个夏天,里诺记住了整整100个新加入学生的名字和面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入埃利奥特那天,他才能站在入口处,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迎接我们。里诺和安娜就住在埃利奥特旁边的一栋小楼里,在那里经常举行美妙的茶会。楼里也有一群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导师(Live-in Tutors),他们通常是哈佛各个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职责在于给予我们关于本科学习、申请研究生和找工作的建议和指导。假如我准备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我就可以寻求法律预科的导师;如果我想去申请一份在法国实习的资助,我就会去找助学金导师。这些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在餐厅里用餐。
每一栋宿舍楼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餐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场所。埃利奥特的餐厅是一个优美高贵的传统大厅,有雕刻的墙壁,精美的吊灯,长长的橡木桌子面朝着外面的石阶。大家都非常喜欢玛丽娜,她是一个亲切的波兰女人,每天给我们刷饭卡并温柔地告诫我们要好好注意身体。我早上喜欢吃一个煎蛋,跟厨师们拉几句家常,他们常常给我的蛋卷里塞很多火腿。大家都喜欢在餐厅里聊天,晚上我们也会带着作业坐到橡木桌前。我在哈佛印象最深的几次谈话都是在餐厅写作业时发生的——跟一群累坏了的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温暖的餐厅里闲聊真的很神奇。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每当我怀疑自己时,正是这种感觉鞭策我继续前进。在这儿,我总能找到一群在餐厅里奋斗、写论文的朋友,和他们一起熬夜码字,拼凑着第二天就要交的8页纸的哲学论文。第二天早上,经历了一夜9个小时的鏖战,我轻松地跟才进来吃早餐的朋友们打着招呼,脸上挂着疲惫的胜利微笑——他们总是拍一下我的背以示祝贺。
在我的求学阶段,我平凡而又难忘的哈佛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记忆不仅印在我的脑海中,更会刻在心中伴随我一生。
Amy GUO 经验: 16年 案例:4272 擅长:美国,澳洲,亚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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