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而我,显然属于截然不同的
另一代人,苦读英语
在美国领事馆门外徘徊
想方设法结识外国人
但我更热爱汉语,知道
在笔、墨与用途不大的 砚台之外
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就是Paper——纸
——引自旧作《纸》
(一)
到美国去,是一个梦,一场病。
早在1983年,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就在一本极其微小的《英汉辞典》的背面,写下了这一计划:我要在1987年去美国。至于为什么去美国,通过什么途径去美国,这些则茫然不知。有时候我喜欢策划一场小小的阴谋和叛乱,对我自己,对我那种早已规定好了的人生旅程。
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是两个遥相对望的庞大国家。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地理位置,它们都恰恰相反。它们曾经结盟,也曾经结怨,使我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有时候我想,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去,究竟是否明智?临行前,我带5岁多的儿子回到湖北乡下,辞别双亲。母亲拉着我的手,泪眼昏花。她说,别人的子女都往家里奔,离父母越近越好;你却越奔越远,要到美国去了。万一美国和中国一打仗,你就隔在那里,回不来了。
母亲不识字。她连美国在哪里都不知道。她问我,到美国要坐多久的火车?我告诉她,到美国不通火车,得坐飞机。究竟有多远?波音飞机以每小时1000多公里的速度飞行,要飞10几个小时。那真正是水天相隔、万里之遥啊!听到这些,母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不相信,在城里,如果有谁能够去美国,那是一件足以光耀门庭的大喜事,人们通常要广布天下,大宴宾朋的。
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我已打定了主意,到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在骨子里互相戒备甚至敌视的国家去,这无论如何算得上是一种冒险。爷爷在世时,比母亲要达观得多。他长年卧病,我这个长孙从未侍汤弄药,略尽孝心。爷爷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在外省工作,算是为国尽忠;我已是朽木之人,何须尽孝!爷爷的话使我深感惭愧。我在外省,不过是当一个小职员,领一份薄薄的奉禄养家糊口而已,谁会介意我心怀尽忠于国的古老夙愿?如今我准备抛妻别子,到美国去求取澳际、另谋生计了。故国已在云山之外。尽管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却不见得爱我。我的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个体的独特性、创造力与个性,向来是比较漠视的。我置身在人群中不过是另一个他人而已。所以我决定捆好行李,到美国去。
而这,已经是1994年9月9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得。
(二)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 我扛着铁锹,跟在一群农民后面,穿过禾场。那是秋水稻快要收割的季节,我们必须在稻田里挖沟,将水排干净,这样,田里的泥巴会变得硬一些,便于收割。当挖完了一些田,向另一些田转移时,我们穿过了禾场。那时候的太阳又热又亮。有个人坐在树阴下听收音机。在70年代中期,收音机在乡村里是一件十分高档、十分罕见的东西。谁如果拥有一台收音机,那在周围的若干个村子里,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收音机里反复播送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死讯。
死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拄着铁锹,呆呆地站在那儿。午后4点钟的太阳,烤得大地发烫。我赤着的双脚能感受到那种剧烈的灼痛感。它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大地,来自脚下的泥土与尘埃。我知道,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地震。这种大面积的剧烈震荡和坍塌也深深地摇撼着我的内心。一个14岁的乡村少年,拄着铁锹,静静地收听一个84岁高龄老人的死讯,心中除了震撼外,一片空白。
我知道,这个老人,他生前并不喜欢我,死后会更不喜欢。他曾经说过,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打上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这个烙印一生都难以磨灭。有一个叫遇罗克的人,对此表示怀疑,结果送掉了性命。由于我不幸投胎在一个“阶级敌人”的家庭里,我尚未出生,这位老人家已经不喜欢我了。但听到他的死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庆幸。任何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退出人生和历史的舞台,都会如一座冰山崩裂,地动山摇之后,会有一个极其缓慢的消融过程。
对于我们这些草芥微民来说,历史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没有千秋功罪可以任后人评说。对于伟人来说,历史确实是过于严酷了。
我不喜欢人类展览尸体,无论那是多么伟大的尸体。我尤其不喜欢,一个活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对一个死人不敬的话,而被迫变成死人,或者活的死人。这是我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恐惧。
18年后,在这个忌日,我登上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美国空姐送上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从1版翻到8版,我发现,往年勉强刊登的悼念性的文章,今年似乎更少了。这很好。正是清晨,天正蓝,太阳也正亮,中国这只巨鹏正当乘风远举!再见,中国!我知道,我们滥用了“祖国”这个词。当飞机飞临蓝色绸缎般的太平洋上空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祖国。
(三)
我不能完全理解,我今天有机会跨出国门,会和18年前这个老人的病故有密切的关系。他生前一直主张,孩子们应该戴上红袖标,到大街上去,或者,扛上铁锹,到农村去。尽管他在自己宽大无比的床上,也摆满了古老的典籍,他却并不希望青少年们读书。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名字叫朝阳农学院。有一部电影曾经名气很大:一群农民,凭着手上的老茧挤进考场,被录取为农学院的学员。
荒谬的时代总算结束了。古老的东方,一个老国家,吱吱呀呀地、缓慢地打开了那扇包着铁皮、吊着铜环的大门。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又令人眩晕。正是春天里的好光景,所有的窗户都迎风敞开。
在北京,在五星红旗的首都,第一面星条旗升了起来。大街上,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反美标语,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涂上了油漆。中国开始经历几百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变革,阵痛和震撼是在所难免的。老一代领导人习惯了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漠与敌视的眼光,已被年轻一代渴望闯荡世界的热切所代替。
接着,便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出国潮。美国,这个传说中黄金的国度,自由与民主的天堂、上帝特别垂爱的新大陆,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梦中的土地、大洋那边新的家园。
我虽然早在1983年就决定,要远走美国,可直到整整10年之后,才真正付诸行动。当我开始捆行李时,出国潮已经开始退去了。许多人都跑来劝我,留在国内,守着一份体面的工作、职称、房子、老婆和孩子,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何苦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从零开始? 我无言以对。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种难与人言的恐惧。在中国,我选择了一个危险的职业:写作。我写下的文字都留在了纸上。虽然它们十分平庸、不足挂齿,但我担心,有一天它们会像定时炸弹,要了我的小命。
(四)
这使我的出国,带有了一点无奈的色彩。我想逃避某种似乎注定要降临的灾祸。我感觉到,它是一定要降临的,只是我不清楚,它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和方式降临。充其量,我只是一个怯懦的文人,真正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种品茗读书的书斋生活。为此我进行了10年的准备,为今后的一生积累了7000册藏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古籍,我们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的精华。我打算就这样坐拥书城,闲度此生了。我很奇怪,30多岁的我,已经心静如水。外面的世界,远不如内心的世界更令我关注。
在20世纪末,在物欲与肉欲横流的时代,这种退守书斋的文人生活,还有可能吗?我想只挣一点点钱,靠一杯清水度过一生。可我置身的时代,对于智慧却并不像对于权势和财富那样,尊敬有加。在很多情形下我显得低能,像个白痴,而除我之外的所有的人,都聪明绝顶。在某些场合我一言不发,丝毫也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和兴趣。我不愿加入谈话并不是因为我怯于交谈。我得承认,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有时也难以用语言沟通,但更多的时候,沉默不被看成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而是敌意,或者,至少是某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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