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创业在他乡（２）

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在德国，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华人，有上世纪初的打工移民后代，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新生代，有来自台湾、香港的，开公司的，当学者的，也有从荷兰、英国等处辗转而来的原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侨民，或在原东德留下的原越南华侨。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遭遇。有些还颇有成就，或颇有澳际。德国国际广播电台选取了各行各业的华人代表做了采访，以此向大家展现在德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身在德国心在汉的中文学校校长

下学了，小朋友三五成群地走出教室，校长云慧群女士还在教室内和家长们谈话。云女士是波恩中文学校的校长。全校有3个班级，共28名学生，年龄从6、7岁到17、18岁的都有。
云校长提到创办这个学校的原因：“我们的学校成立了差不多2年，当初是由巴特哥德斯贝格的中文学校分出来的，我们当初不大满意那里的教学质量，因为在那里是用德语教课的。”
这所纯粹民办的学校，如今每周六下午从12点到3点半，在波恩火车站的一处市政府的交谊厅上课。几位任教的老师每次拿些微薄的钟点费，学生家长平均分摊这些费用，除此之外，家长不用缴纳其它费用。教材全来自中国，使用的是2002年中国国家教委审查通过后的一般学校正常使用的教科书，而非为海外中国学生所特别设计的课本。云校长承认，这样的课程对于在海外生长的华人子弟是很难，但是大家仍然勉力而为。
为什么家长们希望他们的子弟学中文?学中文的好处在哪里?云校长说：“第一，这些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家庭，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都长着一张中国脸，如果全然不会中文，在心理上会是个障碍。再者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机会，对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帮助，真的是只有利没有弊。”
虽然学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其实很困难。因为德语几乎是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语言，现在被父母强迫，在课余时间，去另外学习一门语言，自然所有的小朋友都叫苦连天。
云校长对中国小孩和德国小孩作了一下的比较：她认为中国家庭管教小孩比较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父母通常抓得比较紧，德国人的教育原则是放任小孩自由发展。中国家长定下许多框框，让小孩学习不同的项目，强迫他们去学，这样使他们失去了许多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云校长现在的心得是，两方面应该兼顾一下，不要逼小孩死读书，因为以后不但要智商高，还得要情商高，因此小朋友除了加强课业之外，也应该学习和人以及社会打交道，云校长认为，这一点德国人做得比较好。
1989年云女士3l岁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德国，后来留在德国学习，之后又在此地工作。转眼间已经过了16年。儿子4岁来德国，中间曾在中国上了两年小学，因此听、说中文都没问题，但是要读和写中文就有些吃力，尽管如此，小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还是很深的。他虽然拥有德国护照，但是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
云女士之所以滞留德国如此久，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儿子可以继续他的学习。她承认，虽然来了16年，但因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她作为一个外国人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
云女士觉得德国人很勤劳，组织能力很强，但是近年来有件事让她隐隐约约感到不安。她提到，德国内部本身有问题，比如失业问题，却往往把责任推到外国人的身上。其实德国人首先应该解决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不是将一切的问题归罪于在德国的外国人。也因此，她并没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也不想做德国人。

为艺术自甘寂寞的作曲家

作曲家董昭民已经在德国住了15个年头，这几年来逐渐崭露头角，光是2004年一年之中就有40场的演出，有些是他的古筝或古琴演奏会，有些是别人演奏他的创作曲。在德国这样的音乐圣地，一个亚洲人想要在此取得一席之地确实不容易，但是董昭民做到了。
1990他21岁那年，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中断他在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的学业，负笈德国，就读于科隆音乐学院，专攻实验作曲和现代作曲，1999年结束学业，并且获得科隆市政府所颁发的作曲奖，他也因此得到艺术家的签证，一直到今天。之后又到埃森深造，终于获得德国的高级作曲家文凭，这已经是作为作曲家所能拿到的最高学位。
为什么当初选择科隆而不选择音乐之都维也纳呢?他说：“我本来打算考三所学校，分别是科隆、慕尼黑和维也纳，结果科隆音乐学院的考最先，结果我一下子就被科隆音乐学院录取，所以就懒得再考其它学校。其实申请音乐学院的位子很麻烦，考试之前要先去找住宿的地方，还得先去拜访教授，考试时还要参加许多测验。”
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很快地进入德国人的世界。在德国求学期间董昭民努力学习观察、经常出去旅行、认识各地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同时也常常思考，为什么像德国这么保守、这么自我压抑的民族，居然会创造出如此优美而丰富的音乐，特别是在他的专业领域“现代作曲”方面，德国人居然可以毫无阻碍、极端大胆地尝试各种其它民族可能不敢碰触的创作实验。
面对德国人两种极端的发展，一方面保守而讲求秩序和伦理，另一方面却是疯狂追求绝对的自我，发展任何新的可能性，董昭民有他自己的体会。他说：“德国人非常特别，他们非常保守，但是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却又如此辉煌，这是一个差异非常大的现象，但也因为他们保守，所以将感情宣泄在艺术上，这是一种直接表达自己的方式。”
董昭民是以西洋音乐起家的，他承认自己原先有一些看不起民族音乐或是传统音乐的，主要是认为他们没有经过完善的整理，没有系统化，因此没什么好学的。但是近年来，他逐渐发现中国或台湾的民族音乐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另一项考虑也促使他开始从东方的民族音乐中寻宝。
他说：“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才想到有关自己的音乐的定位问题，作为一个亚洲来的作曲家想要在欧洲生存，我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德国人也希望能从外国人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一般外国人来德国是学他们的东西，当然如果你天分很高，你可能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东西，但是历史洪流浩瀚，我这个20多岁的小毛头来德国学了10多年后，我不可能完全掌握到他们整个的音乐历史命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他们的音乐。我只能把我们血液内的东西拿出来和他们血液内的东西做交流。”
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学古筝，关心台湾和中国各地的民谣，原住民音乐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开始和来自台湾或是中国的音乐家合作。比如从2年前他便和一位来自内蒙古来的音乐家孟福柱合作了好几场音乐会，得到相当的肯定。
这几年来董昭民跟台湾的乐团和音乐家们密切合作，经常往返台湾和欧洲。他如果现在回台湾教书，同时从事音乐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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