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不可忽视的大学国际化趋势

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的大学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已成为国家民族竞争力与国际交流的最主要工具，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科研基地。教育与培养人才已开始显露出国家与民族的主要方式。与之同时，国家的开放与服务、信息和特殊人才又使大学成为全球化整合的超级力量、相互理解和地缘政治稳定的平台。
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大学已成为国家全球化的工具：各国大学已率先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文化与价值的融合，许多国家把自己的学生送出国，以迎接全球化挑战，顺应世界多样化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和利益所在。
跨越国境的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在过去30余年中，全世界出国留学每年增长3．9％。1975年，全世界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仅为80万，到2004年全世界出国留学人数猛增250万，多为从发达国家前往发达国家攻读学位，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求学的趋势近年来也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求学的人数也在猛增。如今在美国，外国留学生已占国内注册学生人数的30％，美国每年将30％的博士学位授予外国留学生，英国甚至超过38％。美国的外国本科生增长也十分迅速，每年增长高达8％，英国高达10％。在美国，聘请的科学与工程技术专业教授其中20％在外国出生。中国国内大学的研究机构几乎成了海归人员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大多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
如今，大多数海外大学都激励学生体验国外生活。在欧洲，每年都有14万学生参加伊拉兹马斯计划(Erasmus program)，其学分高达2200分。这个计划就是要学员们在欧洲大陆旅行，开展社会调查。在美国，大学机构要求男性学员在海外担任实习生，以准备顺应全球化挑战。美国耶鲁与哈佛大学在这方面主导着国内的国际化大趋势，他们向学生提供国际研究和见习的机会，还提供经济支持。
此外，近年来的大学校际交流也渐成时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南京中美研究院已有20年的合作史。美国杜克大学与新加坡联合创建MBA教育体系。如今，大学全球化的趋势主要以国际交流为主要模式。耶鲁大学教授与霍华德·休斯医疗研究院由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田旭主持人类疾病基因研究项目。田先生的母校复旦大学已与美国多所大学建立联系。为了配合双向交流，复旦大学为国外留学生专门设立研究计划，为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设立上海研究中心，雇员达95人，设施面积达4300平米，常年都有大量学者在从事研究。双方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经常召开国际性视频会议、国际交流。
徐先生的耶鲁实验室更具有成果。由于在中国具有低成本研究的特点，耶鲁将世界级科学家派往上海，与那儿的研究生一起，边培养人才边出成果。此外，耶鲁大学还在北京大学创立了类似于上海交大的研究设施，在权威学者邓兴旺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北京大学借用这些设备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开展交流活动。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动力。美国带有研究性质的大学就从未停止过国际合作方面的探索，他们不遗余力的开展国际交流，为世界许多国家创立了样板。自从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发现，国防科技要保持领先的地位，他们不但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更要善于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既需要公众投资也需要私人投资，而基于科学研究的大学校园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在大学设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也包括向健康、农业、国防和能源方面的项目注入资金。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美国加速了新技术领域的商业性转化，从计算机到集成电路，再到90年代的英特网基础设施和应用软件。不仅如此，美国科研大学里还开展了具有间接应用性的联系。斯坦福大学首次创建了硅谷，麻省和哈佛先后创建128个类似于硅谷的科研基地。
此后，各国政府纷纷按照这种模式激励本国科研机构开发项目，最为成功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微软公司先后在剑桥大学创建软件基地和生物技术公司。今天，这样的模式正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清华和北大、上海复旦和交大都属于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也模仿美国的研究方式。日本的大学在科研投入和交流方面开展的国际合作尤为突出。2000-2004年，日本政府为提高大学竞争力，向大学的投入比过去同期增长了57％，一些大型公司甚至直接向大学投资并且十分成功地在短期内就获得成果。
然而，更有戏剧性的还是中国。许多知名大学为跻身世界名牌，开始研究美国顶级学术界的新思潮，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规模正在形成。他们已拥有独立的专家和人才，并且这些人可以自己立项，从国家获取经费。这些措施促使他们更进一步的开展国际合作，甚至自己设立标准，而不是由国家的检验机关设立。其中许多世界精英大学放弃传统教法，鼓励学生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
中国抱定决心要把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搞上去，因此，许多投资带有国家性质。1998-2004年，中国大学的入学人数比过去翻了三倍，中国期望通过促进大学的发展获得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自从1978年，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出国深造。今天，出国深造的大多数留学生已经回国，这批人对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相比之下，欧洲却正在失去竞争力。根据英联邦工业战略石油策划机构和欧洲政府联合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欧洲大学正在失去竞争优势”。《欧洲大学的未来》一书清楚的表明，欧洲许多著名大学正在沦为二流大学。由于过于保守，欧洲的大学在研究领域的投入少得可怜，研究资源也越来越匮乏，在大量增加外国留学生的同时，没有扩展相应的教学设施。并且，欧洲的许多大学都拒绝自己设立研究项目，都等待国家的扶持和资金。然而，欧洲大学却想方设法和美国大学攀比学费和收入，他们期望从高学费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
当然，欧洲也有许多开明的政治家和敢想敢干的科学家，但是由于资金不到位，任何研究项目都会受制于资金。总而言之，欧洲大学的投入甚至低于国家的GDP增长。不仅如此，欧洲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滞后于美国。在研究投入方面，欧洲人似乎更愿意与他们的GDP联系在一起。
久而久之，美国大学逐渐在科研与国际性交流方面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留学生。然而，美国大学在设立公共教育国际交流与外国语言研究上的投入却低于40年前。这是因为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许多政策。美国的外国人出入境规定变化后，进入美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因此，更多的国际学生不得不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求学。为此，美国大学在经历前几年国际交流高峰之后，目前也存在许多瓶颈，开始出现留学生短缺现象。2005年，美国商务部将出口控制规则延伸至大学研究领域，再给美国大学的国际交流蒙上一层阴云。
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大学在科研与国际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有许多人担心，外国留学生学会了美国的技术，这样威胁到了美国人的生存，或用美国人的技术来抗衡美国。这样的说法忽略了两条最重要的因素：其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外来者不仅学会了他们的东西，也带去了美国需要的东西；其二，来美国的学者中很多人都可能成为该国的精英，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至少在理念方面更能产生认同性且更能理解别国的国策。因此，大学国际化交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