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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
牛津大学和
剑桥大学做了分析，例如，牛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think？”而剑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know？”看来，牛津大学更注重思想，而剑桥大学更注重求知。从学科优势方面看，人们一般的看法是牛津大学的人文科学更强一些，而剑桥大学的工程技术更有优势。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牛津往往出政治家，而剑桥则往往出科学家。有人还专门就此作了一个“妙解”：牛津的爱西斯河连接泰晤士河，所以，能够一帆远扬，直通英国政治权力的中枢——伦敦的国会大厦;然而，剑桥的剑河，游走于乡野之间，带着闲云野鹤、云淡风轻的旷达，通向的是永恒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
有人指出，牛津是“城市中的大学”，剑桥则是“大学中的城市”；还有人指出，牛津是一个“大学城”，剑桥则是一个“大学镇”。甚至有人精细入微地发现牛津与剑桥的比较差异：牛津的河中撑船者站在船舱里，剑桥的河中撑船者则站在船头的甲板上。
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大而化之的比较差异，就如同一些中国人热中的所谓“海派”与“京派”比较等等，可以聊备一说，但是，切切不可当真。因为，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如果要想正确地认识“他”，都不得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如此一类的“比较”，或者仅可视为人们机锋和睿智的表现，或者仅可当作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谈资，姑且听之足矣。
牛剑与汉学研究
长期以来，牛津与剑桥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所大学都开展了中国学的研究，都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也取得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
牛津的汉学研究代代相袭
牛津大学早在1604年（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其博德林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17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前后4次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共计1151册。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又有威利和巴克豪斯两次大规模捐赠中国图书，总数达5万余册。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创建的牛津大学阿士莫尼博物馆，则搜集和收藏了许多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珍贵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并设有艺术考古的附属图书馆。这就为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图书文物资料基础。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牛津大学开始设立汉学讲座，并开始了对中国学的研究与探讨。最初的讲座基金，都是由一些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捐献的。
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里雅各被聘为首任讲座教授，他1886年（光绪十二年）翻译出版的28卷《中国经典》，奠定了英国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至今仍为西方学界视为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和其他古文献的权威译本和正统的参考书。布勒克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接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曾在英国驻中国领事机构中供职28年，从驻上海领事任上退休后，来到牛津任教。第三任讲座教授是苏慧廉，于1920年到牛津大学任职。他在中国传教、办学25年，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纲》、《中国史》和《中国与英国》等著作。
牛津大学以上早期的三位汉学讲座教授，都有英国对华宗教和殖民扩张的背景。由于牛津大学坚持学术独立的传统，以及入学考试严格、学费昂贵等因素，长期只有少数学生的非正规听课，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这就形成牛津早期汉学具有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的特点。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书、文物，运回英国后，曾于1884年和1886年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里进行整理和研究。
1938年，牛津大学聘请中国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出任第四位汉学讲座教授，但他迟至1946年才到牛津履职。1939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确定本科4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重心从经院式研究转到开放式教育上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1949年仅有5人学成毕业。陈寅恪到职后，因双目失明，治疗无效后，遂于1947年辞归。牛津大学乃另聘德和美为讲座教授。德和美在1947－1959年间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科。继德和美之后，霍克斯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以专研楚辞、杜诗著名，同时，还是英文本《石头记》３卷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者。
1961年，牛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集合各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2－1988年，龙彼得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见的版本和孤本。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大多在国内外从事大学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有的供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务、新闻传播等部门。
1994年，牛津大学组建中国学研究所，专门为该所拨出了办公、教学和科研的场所，将研究中国的传统汉学扩展到现代中国。
剑桥汉学“一枝独秀”
如果说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是代代相袭，形成了一个集体。一个个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无惊人之功，然而，累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不起的成就。相对而言，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则是“一枝独秀”。而这个“参天大树”就是李约瑟博士(1900-1995)和他领导的李约瑟研究所。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3名中国
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他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4年里，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八度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这部计有34个分册的系列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逝世。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李约瑟临终前曾经预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伟大文化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伟大人民的国家，一定能够再度崛起，一定能够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古代中国技术很发达，但发达的技术并未导致科学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什么是大学？”7月里的一个夜晚，我在临着剑河上密尔池塘岸边一个名叫“Bala Italy”的酒吧里，一边品啜着爱尔兰黑啤“Quiness”，一边在脑海里翻滚着这个问题。西方人认为，大学是“University”，它的词根是“universus”，也就是“普遍性”、“世界性”、“宇宙性”的意思。夜深了，剑河上的微风徐来，给剑桥的夏夜带来丝丝寒意，隔岸的酒吧将明晃晃的灯火，肆意地洒在宁静的剑河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关于“大学”的解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倚靠在酒吧临河的铁栏上，向东眺望剑桥城的夜空，几朵暗白的浮云静静地缀在暗红的天幕中，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神秘而幽深的情愫。我想，“大学”离不了“大楼”，离不了“大师”，也离不了“大梦”。牛津与剑桥里那无数古老的“大楼”，那古老的“大楼”里走出的无数“大师”，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牛津、剑桥的学子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梦想，又激发他们终身地孜孜以求去努力实现那些梦想。于是，这才有了牛津与剑桥永世不竭的荣耀！
在我与牛津、剑桥告别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感到实现了一个长长的梦：当我迎着拂面清风在剑河上倘徉，当我抚摸着牛津城微光闪烁的卵石，我感到已经与牛津、剑桥所有的光荣与梦想，进行了一次最真切、最深刻的对话，那同样也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洗礼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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