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距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出国热”是一个不太有新意的话题，而对它的意见或褒或贬，总的来说停留在利益权衡的层面，停留在对个人得失、国家损益的分析上。本文试图运用客观化的视角，因为对一个一直呆在书斋里骄纵着自我的人而言，“必然性”才总是最具吸引力的——具体到这一话题，全部必然性的直接且集中的体现便是：我们的大学之于留学者趋向的“一流的”大学的差距。
2003年秋，从哈佛来的杜维明先生受聘于清华，作了题为“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的讲座，言及大学之目的，一曰服务于社会，二曰传承知识与文化，三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四曰以批判的精神反思社会并将思考反馈给社会以期形成某种影响，五曰对政府以“知识分子”的传统进行忠诚的反对。这无疑是对西方的经典学府、也就是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特征的总结。这样的总结也许不够精炼（因为所总结各种因素能够互相推导），但这些特征确然回答了中国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也暗示了当下我们出国之必要。
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传承知识与文化的能力？传承知识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知识是相对于“真”而言的，是比较容易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课堂澳际授的，无论文科理科应用学科，无论思维还是技术，一概可算作知识范畴。但言及文化，就涉及价值追求——就不仅要追问我们是否传承了文化，还要追问我们应当传承怎样的文化、我们是否传承了我们应当传承的文化。
单从原则上来说，倒也简单：现代的大学，当然要传承现代的文化。而言及“现代”之特征，无论市场化、民主化还是世俗化，无论是权利、平等还是自由，不能忽略的便是对“人”的发现，是人本主义——在这里，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作为实现别种目的手段与工具（无论那个目的据说是何等的崇高伟大），个体的价值方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的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且不说现在我们的大学仍然广泛存地为了国家建设进行类似职业培训的教育，为了所谓“压倒一切”的“稳定”进行意识形态的硬性灌输，单拿一些“小事”来说罢。北大一理科研究生曾提及，很多导师尽量拖延研究生的毕业期限，因为研究生的一大任务就是替导师“打工”，做做实验什么的——这意味着，读到一定时间，也同时成了导师手下的“熟练工”，导师怎能甘心轻易让一个“熟练工”毕业离去而又要从头开始培养一个新手呢？清华的主干道上，前不久赫然挂出这样一条标语:“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反面写的也是“报国”啊，“青春无悔”啊之类——缅怀的都是那样的个体价值被湮没在国家利益中的历史，却很少有人记起建国前老清华里个人的光辉；又不能不让人想到今年迎接新生时，有一栋宿舍楼外竟挂出“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条幅，透过字缝看去说的无非是：做一个建设国家的好机器——让人疑心文化的进步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让人疑心一进西校门便可看见的“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就那样孤零零地死在石头墙上，成不了发展的方向，甚至称不上虚伪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的一流大学的“怪现状”：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有人成为整个共同体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教育中“人”的缺席，也便是教育中现代文化含量的缺失，这直接引出“完成自己”这一目标的虚无性。
提到“帮助个人完成自己”，不妨套用冯友兰先生的一个句式：教育应当使人成为“人”而非“某种人”（原句是说哲学而不是教育）。“某种人”的突出特点只是拥有某项特定的技能，而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特征便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实质上，这也是由人本主义规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可谓“先天不足”。
西方的教育理念源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对话法”（“辩证法”的本意），无不是引导受教育者独立思想、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而中国教育的渊源是属于孔夫子的——在那里，哲学是没有对话的哲学，教育也是只有教化的教育（论语中的对白是不能算是“对话”的，只能称为教化，因为对话要求双方地位平等），在同一个既定标准下，所有人无可选择地一同学习、学成同样——个人又成了社会秩序这一目的的实现手段。
下面一点涉及到我们文化的另一个先天不足，这便是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进行批判地反思的“史官文化”——熟读顾准的人，必然也熟知这个词的意味：“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既然“从属”，谈何“批判”？文化本就是政治的附庸，至于学究气的、学院式的理想化的“反思”，能够存活就已经很是难得，哪里还敢随意地“反馈给社会”、甚至企图造成“影响”？
大学的这种目的，是教育功能的一种必要延伸——这意味着大学在培养专业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兼有锻炼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要的条件是：大学里有一群坚守着学术良心的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一条件的必要前提又是：整个社会环境是坚守言论自由立场的，是适宜自由知识分子生长的，是让知识分子不必拥有太大勇气便足以保持学术良心、足以自由地言说——这样的前提，也不过是大学所必需的学术自由的一种必要延伸罢了。而当下，我们的大学，甚至连学术自由也不能真正算得上有——文化教育仍然从属于政治权威，自古而然，无甚奇怪。
但上述这些“先天不足”，我们不是不能改变的。在那个被称作“解放前”的战乱年代，可以说恰恰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繁盛的年代，也可以说恰恰是中国真正的高等教育最发达的时代——如果引用那些大师的名字作例证太落俗套的话，就引用一段新近听说的评论罢。一位颇受尊敬的教师在课堂上对一群依旧傲气但对现状已有些懵懂的不满的清华文科生说：“西南联大时代，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如果谦虚一下不好意思说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事实上，我们那时哪怕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但经过我的研究证实，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究其原因，除“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之类原则外，更加重要的背景无非是社会动荡、政治权威的控制力大大减弱罢了。
而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又重新回到历史循环的起点上——史官文化复活了，大学的批判精神便归于虚无，一切便回到那种“自古而然”的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中去。
同样由史官文化所决定，“忠诚的反对”也是极难实现的。殷海光曾声称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直接将反主流当成了天降大任；而我们却连非主流也很难做到。胡适也有“政府诤友”的说法，提倡做政府不合作的合作者；这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一切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是从属于政府的，从大学校长身上带的行政级别即知。
最后才说到“服务于社会”，因为据杜先生说是现在受到严重质疑的一条——因为大学不应该过于重视技术性问题，而应注重基础研究。这也就是说，要做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做那些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的研究。当下我们中国的大学做得最好的却正是这一条。毕竟，这是1952年的遗产——建国后，我们的大学体系就是按照这个目的、按照苏联的模式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经验，通过所谓“院系调整”建立起来的。大学自此成为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专门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的地方。即使只保留了文理科看似专门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校（如北大），进行的也不过是“经学”式的研究——况且当年北大哲学系欢迎新生的条幅上，正赫然写着“欢迎未来的县长、县委书记”呢。回忆那段极端的历史无非是为了说明，因了历史的惯性，今天我们大学的现状也只能“如此而已”——虽然有了所谓的“第二次院系调整”，虽然今天“综合性”已成为主流意见。
“服务于社会”的理念，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一般的从利益出发对“出国热”的或褒或贬，都是从这里开始起笔的——这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目的与内涵，完全沦为通往“职业”的渠道。因此，事实上的“出国热”最大程度上是以就业为直接或间接动因掀起的。这样看来，似乎除“服务于社会”之外上述所有所谓“大学的目的”，都不是大多数留学者所直接追求的，于是或许上面的长篇大论已几乎完全丧失了普遍意义？
无论如何，试图从留学背后窥探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差距，这样的思路应该没有问题；实际的问题在于：在大多数留学者眼中，国内大学之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唯一差距无非是，后者的文凭比前者的文凭能换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高尚一点的说法就是受了后者的培养之后能够更好地为祖国建设服务——这样的思维方式，实质上也正是国内大学重职业技能培养、轻人文精神塑造，重从属于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轻个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发掘造成的，也就是“大学的目的”被扭曲到几乎只剩一条“服务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