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海归”时代大反转

　　2016年度澳际留学共收获Offer40351例，奖学金3522万美元，58%学员进入美国TOP50名校；澳际学堂高分学员占比高达80%以上，86%的学员获得了托福100+的好成绩；澳际游学境内外出团达2300人次，项目涵盖全球知名企业和顶尖名校科研院所；澳际就业帮助800多位海内外大学生成功拿到理想Offer，85%进入全球500强企业。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联合发布“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到了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

　　这是我们有确切数字统计以来，归国人数首度超越出国留学人数。换句话说，中国过去多年作为世界人才净流出国的局面，迎来历史性转折。

　　而此时，距离第一个负笈远行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登船出海，已过去了168年。

　　这些掌握前沿技术、熟谙国际规则的高层次人才正在成为创业大潮的生力军。发布上述报告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指出，“创业是当代海归最鲜明的特征”。

　　第六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中国恰好面临前所未有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热”、“创业潮”。调查统计显示，2014年留学归国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者占7成，已经相当于中国国内产出的一半左右。从海归创业的领域看，几乎都集中在生命科学、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也就是说，这批高层次海归人才勇敢创业，不仅大大提高了自身对于工作的满意度，更为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世界赶超点亮了星星之火。

　　1.中国告别人才净流出

　　1850年，作为中国留美第一人，拖着长辫子的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念及“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选择回国。

　　史料显示，1872年至1875年间，容闳曾先后组织4批共120名中国少年赴美留学，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这其中有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成为洋务运动主力人才。

　　20世纪初，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部分中国庚子赔款，将之用于每年资助一部分学子留学美国，史称“庚款留学”。接下来数十年中，伴随着革命和战争，“庚款留学”尽管时停时歇，但也培养出中国近代各个学科多位奠基人。

　　1924年，在孙中山“以俄为师，赴苏留学”的号召下，国共两党纷纷派出青年奔赴苏联，为此，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专门创立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大批接收中国留学生。1926年前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动荡让文化和教育也在急剧转型中举步维艰，十年浩劫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1978年，在邓小平“要成千成万地派”的指示下，约6000名留学生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这一批留学生极高的回国率，却成为了时代绝响。

　　而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但这些中国当年最为精英的人，却大都留在了海外。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81.5万人，留学回国人员仅为19.8万人。以留学生身份出国、选择留在国外的，有61.7万人，比例超过75%。

　　而高层次人次外流率更高。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2000年-2005年间，中国大陆(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2000-2001年高达91.4%，2002-2005年则为90.4%。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教育部近十年公布的留学数据梳理发现，自2005年起，当年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人数比例逐年加快。2005年，当年回国人数为3.5万人，约占出国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到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5.4%。

　　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45.98万，是2005年4倍，但回国人数却是2005年的10倍。截至这一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历史性地占到了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尽管截至2014年底，中国还有170万的出归“赤字”，但如果排除其中109万仍在求学过程中，实际上已有74.48%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2.回国发展潮流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人才净流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竭力吸引人才的结果。

　　以美国为例，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处于吸引人才的领先地位，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40%被吸引到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显示，1995年美国科学和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达1200万，其中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研究数据也显示，外国出生的人口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4%，而他们获得的美国创新专利却占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其中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移民科学家比例高达62%。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

　　这与美国的国家政策有关。自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对世界精英敞开大门，不仅通过发放长期工作签证让有特长的外国人赴美工作，还着力吸引潜在高技术人才——优秀的留学生留下工作。1999年在美国大学深造的外国留学生达49.1万人，占全球留学生的1/3。

　　而发展中国家人才愿意留下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由于本国研究设备落后、经费困难、研究项目无法同产品开发衔接等原因，其知识和才能价值不能充分实现，而且物质收入水平差别巨大。

　　2000年前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且曾任职美国得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弢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我刚到美国读博士时，奖学金一年就有一万八千美元，而当年我在北京高校的研究所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钱。”

　　但过去十年，中国的飞速发展，这种差距正在大幅缩小。从徐弢个人体验来说，“我在美国当教授每年也就是10万美金左右的收入，但在国内发达地区，一年拿五六十万，也是很平常的事。”

　　的确，如果扩展的全社会，中国近年的工资增长远快于美国。该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2004年年薪平均4.1万美元(41118)，2014年年薪平均5.4万美元(54184)，十年来只涨了32%，而中国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大幅增长，2004年全国平均工资16024元，2014年全国平均工资49969元，涨幅高达212%。

　　从更大的视野看，这轮回国潮涌动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各类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以及由于快速发展带来的造富效应。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多年关注中国国际人才流动问题，据其分析，当前新兴大国已逐渐占据产业链“中端”并意欲向高端迈进，这为海外的工科、技术类人才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同时这些国家交通网络不断完善，通讯、电力、能源、金融等行业发展迅猛，国际化大都市涌现、世界跨国大公司的入驻，各种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为“人才回流”提供了物质保障。

　　不仅如此，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国家属于“后起之秀”，市场前景广阔，商机丰富。考夫曼基金会副总裁罗伯特·利坦曾坦言：“外来移民想要在美国开创一番事业已没那么容易了，但他们如果尝试将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商业模式复制到新兴经济体，就很容易获得成功。”

　　3.千人计划

　　这波史上最大海归潮与中国各级政府的人才政策也有直接关系。

　　2007年，包括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国家16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的通知，把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作为开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的重点。

　　通知中指出，“留学人才是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次留学人才是留学人才群体的核心和骨干，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是应对国际人才竞争，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通知中要求，要积极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创造良好条件。其中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不受编制数额、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口所在地的限制;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创办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和区域税收政策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以及妥善安排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配偶和子女等政策安排。随后相关部委及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实施细则，对各项政策措施进行了细化。

　　2008年，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地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配合此计划，各部委也设计了一系列引才措施，其中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赤子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澳际院的百人计划等等;各地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决策，北京实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和“凤凰计划”，上海实施“曙光计划”，深圳推出“孔雀计划”，沈阳实施“凤来雁归”工程等。

　　这些计划对于海外人才的触动挺大。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曾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深圳光启创建团队成员季春霖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2009年，他和光启创始人刘若鹏在权威杂志《科学》上发表论文，用超材料技术做出了“隐身衣”。在考虑下一步发展的时候，深圳市政府在美国招聘海外创新人才的活动，让他们最终选择了到深圳发展，并获得最初的部分创业资金支持。

　　曾在英国读博、后去法国做研究的澳际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谭光也是深圳“孔雀计划”引进的人才。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虽然当初回国很大程度上也考虑了家庭因素，但目前他在国内的工资收入已略好于国外，而且科研条件也不比国外差。

　　谭光说，最近感觉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爆发”了。的确，种种迹象表明，近年中国将留学人才归国发展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称，广大留学人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

　　习近平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

　　2014年底，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对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工作进行统筹谋划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分别作重要指示和批示。

　　而在今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

　　4.创业是最鲜明特色

　　2015年可谓是新一轮创业潮元年。而这些年加速回流的海归成为其中的生力军。

　　2015年8月16日，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分别就海归发展机遇、海归技能优势、互联网+与海归创新创业、政府如何为留学人员服务、新生代优秀海归如何创新为主题展开讨论。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致辞中表示，创业是当代海归最鲜明的特征。

　　他还透露，目前，全国各级留学人员创业园达到305家，入园企业3万家，超过五万名创业人员在工作和创业。

　　另据了解，中国科协目前也正在试点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今年5月，国内首个试点在深圳挂牌，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也在浦东国际人才城揭牌。

　　深圳市科协原主席、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周路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借鉴深圳民办研究院的经验，深圳“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希望更大程度发挥公益性的科技团体、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用，运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吸引高层次海外人才回国创业。

　　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为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各地分会也举办了各类帮助留学生创业的活动。据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介绍，该会过去5年来共举办了5届 “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培训班”，共有来自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的152名学员参加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共有44位学员成功创业，落户上海及周边长三角地区。

　　至于海归为何热衷于创业，今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联合对近千名海归所做的调查显示，58.3%的创业海归看好国内发展潜力和国内好的创业环境，另有33.3%的海归表示容易获得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8.3%的创业者拥有专利技术，相关领域国内市场良好。

　　上述机构发布的“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还显示，实际上回国就业的海归工作满意度较低。接受调查的海归中，仅有不到4成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结合海归薪酬看，2014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显示，实际上，8成海归的薪酬在1万元以下，但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三成希望月薪在1万-2万元。

　　而创业群体的海归们对工作满意度则大幅提升。有1/3的海归创业者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情况表示满意，仅有16.7%的海归创业者对自己的事业表示不满意，这远远低于海归就业人士。

　　内蒙古90后女生小雅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前年她回到深圳工作。两年中，她频频跳槽，先后做过文案策划、海外高端地产项目销售等工作。“但一直不开心，每月收入跟上学时候的生活费差不多，而且跟周围同事也有些难以沟通。”小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最近自己创业，推出自己的沙拉品牌，通过网上预订，将新鲜营养的格式沙拉送到客户手上。“虽然生意很小，但看到客户喜欢我调配的沙拉，我也觉得很开心。”

　　调查还发现，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考虑因素主要集中在该城市是否有较好的人脉关系、产业基础好、市场前景好、城市环境好等方面。其次是基础设计、教育水平以及优惠政策的吸引。相比之下，房价和运营成本对创业者选择创业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小。

　　5.引领战略新兴产业

　　这些海归们的创业活动或将推动中国产业实现赶超。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上述致辞中指出，“留学归国人员带回了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法律知识和文化理念，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人才技术的重要辐射点，特别是新经济和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使我国在很多领域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无独有偶。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长胡祥最近在深圳市政府为BT领袖峰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不经意间，过去二三十年欧美帮中国培育了一批优秀科学家，现在美国70%生命科学实验室都是华人主导，这对中国产业发展是巨大机会，因为人才是关键。”

　　胡祥认为，有这些人才的存在，“在第六次科技革命来的时候，相较第五次，我们不能再做跟随复制角色，我们要做开创引领角色。”

　　前文中提到的深圳光启就有望在超材料产业化方面引领世界。据了解，5年前由一只海归团队创办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目前已经覆盖了超材料领域85%的核心专利。目前深圳光启凭借超材料技术正在大力发展颠覆式空间技术、智能可穿戴装备等。

　　上文中提到的广州迈普生物去年也推出了世界第一个生物3D打印的脑硬膜，在植入式医疗器械市场中，打破原来由美国强生、美敦力、德国贝朗等国际巨头的垄断。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是一名“老海归”。他总结说，十六年前中国兴起第一批海归回国创业大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模式的本土化移植，其成就在于使中国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最大的市场，占据了全球互联网最有价值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而今天的海归创业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创业者们不仅限于来自硅谷，而是遍布北欧、德国、法国、英国乃至韩国，他们带来环保、医疗器械、生命科学、时尚设计、工业设计、工业4.0等不同领域的技术和经验。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调查，2015年海归们创业几乎都集中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其中新生物工程/新医药占18.6%，其次是新一代信息技术13.6%，高端装备制造占10.2%。

　　该智库2013年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显示，有58.3%的创业海归拥有个人专利，有65.9%的海归创业者回国创业时从海外带回了技术。从这些技术的水平看，海归认为其从海外带回的技术水平较高，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54.5%的海归认为带回的技术属于国际最新水平，32.3%的海归认为带回的技术属于国内最新水平。

　　63.4%的海归创业者从国外带回了商业模式，从带回的商业模式水平看，有33%的商业模式属于国际最新，46.8%属于国内最新。

　　但在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中国海归创业的高潮还没有到来。他认为，新一波的海归创业有三个浪潮：第一个是带着技术创业，第二个是带着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创业，第三个应当代表社会价值和公共理念——这个未至的浪潮就是社会企业的创新。

　　薛澜认为，当今社会对个人产品的需求已经不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比如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治安、干净的空气等等。在政府努力之余，这里有着巨大的创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