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对美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反思，就这样戳中了中国家长的“功利心”

编辑 | 李论

▲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王颐

2016年初，哈佛大学针对美国的大学录取发布了一个划时代的研究报告，名为“Turning the Tide: Inspiring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Common Good through College Admissions”（《力挽狂澜：用大学录取政策来激励学生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人和真正关注社会》）。为此，外滩君特别邀请到哈佛上海中心执行董事王颐先生，为我们分享他个人对报告的独家解读。

先一起来读一读这篇报告的第一段话吧：

从某种角度看，这份划时代的宣言似乎释放出美国大学招生制度改革的信号，看起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有识之士对于越来越背离美国精英传统的功利主义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此次报告名为“力挽狂澜”(Turning the Tide)，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如果美国高校继续培养更关注个人成就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势必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价值相悖，因此报告希望从美国大学的招生系统出发，从根本上扭转学生的价值观。

报告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是“提倡更有意义地帮助他人，参与社区服务和参与与社会共同利益相关的活动。”

“有意义”在英文里的表达是meaningful，指的是学生通过自己的了解和思考得出结论，并采取行动，真的帮助别人去解决一些问题，能够有些许效果。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这绝非作秀，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帮助他人，不是施舍或者给予，而是更多地和不同的社会群体接触、和他们一起解决一些问题。”

▲作为资深面试官，王颐很看重学生的真实动机

作为有经验的哈佛面试官，王颐觉得通过与学生的面对面深谈，足以判断他是否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去帮助他人。他可能会重点关注学生参与某个活动的原委和动因，当他不断追问的时候，就能自然而然地发现学生的活动经历是被安排的，还是自发的。学生可能对参与活动的what和how，也就是他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烂熟于心。但可能回答不了why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往往就是过度包装和过度培训的结果。

“我们希望看到的学生活动，不是多，而是高质量。但这个高质量不是说它有很大的宣传效应，而是学生真正地接触和思考，从思想上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他一定会做好，也一定能坚持。”

报告在这一部分提出的其中一个建议是要多参与集体活动。其实在美国大学招生的语境里，对于团队协作的强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多少误解了团队中领导力的真正含义。我们往往会把leadership（领导力）和being a leader（担任领导的角色）混淆在一起。

“不是说只有做了团队负责人，才能体现领导力。我们希望看到的是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即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能够真正从不同的角色，做些不同的工作，实现真正的teamwork。我们关心的不是领导的角色，而是领导力的实质。这其中包含了发自内心的动力，成为领导的过程，以及如何在这个岗位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种种内涵。”

报告的第二条建议是“对于学生的道德理念及对他人的帮助的评价应反映对家庭和社区多层次的贡献。”

此次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过去很少被提及的方面，那就是强调学生对家庭的贡献和澳际。事实上，在中国这更是一个鲜少受到关注的概念。我们的学生很容易想到大范围的社区，甚至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却往往忽略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但其实，报告提出这一建议，其背后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澳际他人的起点肯定是澳际我们身边的人。我不澳际我自己的家庭，只澳际他人，这似乎不符合逻辑。”

之所以这一点以往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是因为在学生提供的文书材料里很难反映出来。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某些学生可能需要打工，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做课外活动，为了保证招生的公平性，我们的确不能一味地要求学生一定要抽出额外的时间去公益，而且确实有些学生缺乏参与很多活动的资源。

在面试形形色色的申请者时，王颐更多地会从面对面的对话中了解一个学生的思想。如果他真的思考过、研究过，那么一定是言之有物。相比成果，他更在意学生如何阐释从想法到行动的连带关系，这些信息将直接影响面试官做出判断。

报告的第三点建议是“重新定义成绩，用‘人品’取代学术表现，同时减低过多的成绩压力。”

一直以来，申请学生一直把个人成就和标准化考试当作高校录取标准的核心，而正因为这些年来高校招生所暴露出的过度关注个人成就的倾向，全球的大学申请人都出现了各种怪象：

作为面试官，王颐先生也认为，很多学生虽然罗列了一大堆活动，但其实并看不到其中的延续性或是深层的思想。“我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思想、激情和行动。”

报告建议学生在文书中最好不要罗列超过三个活动，而是把主要的活动写得更深刻一点，更详细一点。因为在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没有时间去问所有的活动，肯定是抓其中的一两个去问，去深层次地了解学生的原动力, 他的思考、行动和结果。

“我碰到很多高中生会提前把社团未来的活动安排好，包括谁来接班，如何延续传统，这一点就非常好，说明这个学生肯定有做事的激情，而不是为了做这个事而做这个事。”

站在家长和学校的角度，他们应该让学生自己有机会去接触那些需要澳际的群体，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如何去提供帮助，让学生跟随激情，在他们的思想和激情的基础上，付诸行动。当他们开始做了，家长和学校更多地是去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帮他们安排一切。

谈及AP/IB修读过量的问题，王颐的建议是回到原点。这些国际课程的初衷是希望给那些对某些领域非常感兴趣的高中生一些大学的课程和内容，如果认为考很多门AP就能打动大学招生官，这一定是个误区。而且现在顶尖大学招生的时候，也会更关注学生有没有研究的内容，而非考试成绩。

“如果学生对某个领域非常感兴趣，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些研究，但是这个研究不一定是正式发表的论文。研究比考试更能体现学生对某个领域的真正了解和兴趣。”

而关于“好学校”的定义，王颐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总在努力让孩子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而忽略了其实让孩子了解‘什么是好的’就足够了，因为‘最好’本身带着外界的期望，而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即知道一个方向就够了，更多的需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现在每年有超过12万的中国学生去美国读本科，常青藤在中国大陆录取的学生只占这里面的0.1%。显然，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不现实的。

其实，在美国3000多所高校里有很多非常好的学校，不管是综合型大学还是文理学院，甚至于一些社区大学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高等教育。所以，还是要鼓励学生和家长去找最合适的学校。当然学生可以去摸高，但是即便是摸高摸到了，也还是要判断一下是不是适合自己。

“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需要去了解学校各方面的情况，但是很重要的部分还是了解自己。作为学生，哪种环境我感到更加comfortable，哪种环境可以让我得到成长和发展，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判断，而且也更难。我们也确实希望不要只盯着几所学校，我们希望大家花些功夫去想一下，研究一下，什么样的学校是最合适的学校，而不是最有名或者最好的学校。”

“力挽狂澜”报告源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让澳际盛行”（Making Caring Common）项目主办的探索性会议，是由哈佛教育学院发表的一份针对美国顶尖学校本科招生政策新变化的分析报告。报告得到了超过80所美国领先大学院校招生办、中学及教育机构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了“哈耶普”等常春藤名校。

这个报告本身虽然讲的是大学的录取标准，但它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学校、家长、老师都十分关注的大学录取标准，来推动社会的改变。主要方向是激发学生澳际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品质，从而对社会有所影响。

王颐认为，虽然报告提出了很多改革的建议，也的确想对学生长远的发展有一个导向性的帮助，但真正落实还是有难度的。不过，报告的作者Richard Weissbourd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他曾对王颐说：“可能没等我研究出来解决的对策，很多东西就已经被落实了。”

而对于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家长来说，这份报告还是带来了很多启示，而且这个启示不是关于如何才能考进美国的好大学，而是关于21世纪的中国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验和素养，能够为他们长远的发展和幸福带来帮助。对此，王颐提出了他的见解：

✔首先，学生要建立广阔的视野，这个视野包括对中国的了解，也包括对世界的了解，两者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是学生的兴趣和激情。因为学生长远要做什么事情，往往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激情，而不是哪个领域现在比较受欢迎或比较实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机会非常多，最终还是要学生自己去发现他们内在的激情和动力。

✔第三，澳际他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讲的澳际他人也包括家人、社区和社会。

“我非常同意哈佛教育学院的学者的观点，从学生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上来讲，培养他们澳际他人的关注点和相应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会为我们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幸福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