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商学国贸双硕士毕业,现居澳洲,在澳学习生活15+年,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超过10年,澳洲政府注册教育顾问,上千成功升学转学签证案例,定期受邀亲自走访澳洲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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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今的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景”。
对很多人来说,出国旅游,大抵有两个心愿:一是能尝到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二是花费能够尽可能做到物有所值。新加坡的“小贩中心”,不但让这两个愿望尽数实现,其中透露出来的城市管理经验也可供我们参考。
如今的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景”,体现着一种城市的秩序,甚至被列为“每一个人有生之年必须到访的一千个地方之一”。
也曾有随意摆摊之扰
早在建国初期,新加坡也面对着小商小贩随意摆摊所带来的困扰。“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食物,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是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了贫民窟。”
这其实是殖民地时期,因殖民当局对街头小贩长期采取“双不政策”,即不合法、不取缔,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近乎于放任自流的政策,也给新加坡带来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私会党强收保护费。
他们通常划定地盘,强迫小贩缴纳保护费,否则就闹事、砸摊位,让你做不成生意。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黑社会团体的重要收入,也成为各帮派时常火拼、抢地盘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是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政府,并不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单靠强化执法来根除。“(这要等到)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
1968年,新加坡政府开始行动——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为了让小贩“固定”下来,政府也开展小贩迁徙计划。通过建屋局和市区重建局等机构建设水电设施完善、通风又卫生的小贩中心,并以非常优惠的价钱分租摊位给街头小贩,吸引他们入驻。
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配套一直持续到1990年。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上世纪80年代,所有小贩都获得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奔驰轿车,雇佣侍应生。”
在所有小贩得到安置后,新加坡又开始实施摊位顶让制,允许那些第一代以政府津贴方式获得摊位的小贩转让承租权,新接手的承租者须以市场价付租金给政府。这样使小贩对自己的摊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甚至能够在退出经营时获得一笔收入。而政府也会定期把空置的摊位开放给公众投标。对经营小贩生意有兴趣的国民,可以用市场价获得小贩中心的摊位。
不过,整齐划一的集中式管理,后来也导致一些传统街市的冷落。例如,曾被誉为新加坡唐人街的牛车水一带,在新加坡人眼里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甚至让一两代国民感叹集体记忆与传统的消失。为此,新加坡政府后来采取应对措施,在牛车水等地设置有固定街头摊位的美食街,并允许基层组织和工商联合会等主办夜市或年货市场,设法让一些商贩在有序的管理下重返街头。
保证小贩持牌设摊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的街头摊贩都必须持牌设摊的国家,除了对经营食品类的小贩集中引入小贩中心经营外,还颁发流动小贩牌照,分为工匠、报纸、冰冻甜点、流动车以及其他类别共五种。新加坡政府对流动摊贩实行有序、有限制的开放政策,限制流动摊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经营,并且要符合一定的卫生健康标准。把市区划分为“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疏导区域”几类,分别采取严管、控制和规范等管理策略,根据路段管理标准来控制流动摊贩。
新加坡有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仅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达400多种,使每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其中针对小贩中心监管的法律就有环境水源部制定的《公共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条例》,由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负责执行,并且制定了《公共卫生条例》,创新了“犯规记分制”管理办法,为每个商贩都发放了《食品卫生手册》。
在接受管理、享有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很多流动商贩也很注重维护自我权益。
新加坡的小商贩通常都加入了相应的协会,受到行业协会保护。经营熟食店的张颖英就加入了市小食品销售者行业协会,每周向协会缴纳10新币(约为人民币46元)的会费,她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她说:“钱交得不多,而且心里很踏实,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行会就会出面交涉,比她自己解决简单得多。”
在新加坡,工会和行会的势力很大,是保护劳动者的重要力量。通常,工会成员向工会或行业协会反映问题,这两个组织再将问题反映给政府部门。这样就形成了民间和官方之间畅通的交流方式。张颖英说,小贩中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小贩中心都有各类商贩的头儿,他们对同行业商贩进行管理,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或矛盾。他们将市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行会反映,并能得到解决和帮助。
小贩中心进入城市规划
小贩中心在城市中的选址也很有讲究,一般建于组屋(公营房屋)或交通交汇处附近,随着社区商业模式的发展,为居民提供生活配套服务的社区商业中心“邻里中心”逐渐兴起,政府也将小贩中心作为新镇邻里中心的组成部分,在市区则以中期用途或地块再开发设计要求之一的形式存在。就这样,小贩中心和邻里商业步行街、社区小广场一起构成了重要的社交空间。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经验历来被世界各国称道,其城市的概念性发展规划为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也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新加坡的商业网点发展规划共分5级,除中央商务区外,根据与市中心的距离分别规划了区域中心、小型中心、边缘中心,及分布在各住宅区内的邻里中心。各级商业中心都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对网点的选址、布局规模具体到卖何类商品,均有细致规定。
新加坡将小贩中心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还像医院、学校等一样纳入政府的规划,统一布局与选址,平均5.6平方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小贩中心,服务半径在1.3公里左右。
新加坡推行的新模式邻里中心与组屋的比例、内部的必备功能、商店组合、商品档次都有周密规划。目前,基本上是为1000—1200套住户配套建设邻区商店,为6000—8000套住户配套建设一个邻里中心。其主要商店组合为:普通日常商品商店、诊疗所、餐馆和小贩中心。典型的邻里中心包含:35家商店,2家饭店,1个超级市场,1个菜市场,1-2台自动提款机。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认为:“每个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特色,尊重不同城市身份的规划才是合理的规划。”新加坡也坚持做到了这点,始终立足国情,“以建设花园城市”为理念,着力打造“卓越的居住、工作与休闲城市”。
正如李光耀所描述的,小贩中心慢慢发展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旅游局和电视等媒体把小贩中心推介给全世界,后来得到各地不少旅游作家的推崇。多次社会调查显示,经济实惠而又有多元多样选择的小贩食品,已形成了新加坡人独有的“出外用餐”文化。
千万不要认为小贩中心只是平民百姓吃饭的地方。在新加坡,上到国家总理、政要富豪,下至普通百姓,都有可能是小贩中心的常客。如今,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人寻常的生活方式,让很多人的一日三餐不再依赖家里的厨房,做饭差不多也成了纯粹的居家生活乐趣。人们在小贩中心吃饭、喝茶、看报、闲聊,有的人就是叫杯咖啡,吹着风,看人来人往,看小鸟啄食;或是约上一两个朋友,叫杯咖啡,消磨午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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