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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美国教育的“真实”

刚刚更新 编辑: 美国 浏览次数:324 移动端
当前的教育讨论,美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在过于简单化的对比思维下,美国教育已然从一个不错的认识参照,演变成为一个理想教育的神话,近些年似乎又在上演着神话的破灭。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需要我们虚心学习的国家,同时,美国也是一个严重分化的国家。美国最好的学校绝对比中国最好的学校强——一所中学能出数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但美国最差的学校很可能比中国最差的学校还要差。如果我们暂时抛弃这种“孰优孰劣”的思维框架,有更大的耐心去了解更多的事实,或许便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发现——不仅是对美国教育的发现,对中国教育的发现,更是对教育本身的发现。     教师就是专家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     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资料上既有对他们的著名校友如“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介绍,也有对“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题为“当机会敲门时”的文章,就是向人们介绍80岁的校友鲁思·德莱瑟女士珍视机会,退休后继续帮助家乡撰写剧院广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们彰显其对幸福的理解。     这比起我们通常的做法来,的确有些独特!     因为要了解图书馆的情况,也因为学院把我学习和工作的地点安排在图书馆的五层,访学的第二天,图书馆的一位华人女士接待了我。她告诉我,现在学院只有两位大陆来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教育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同样重要,也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才能被聘任。     她十分自豪地告诉我,哥伦比亚大学总共有26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总藏书达570万册,居全美第六。各个图书馆均有其特色:新闻系图书馆,收集有20年来全部的《纽约时报》;教育学院的图书馆则收集了美国70年来的中小学教科书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材这里均有收藏。如果没有对这方面知识的深入研究,做好图书馆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想起了一则报道,每一年度,英国都要组织学校厨师竞赛,胜出者被隆重任命为学校首席厨师。他们的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使众多学校厨师的杰出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这项活动的赞助商——雀巢食品公司董事长戴维·费尔德这样评价进入决赛的选手:“从比赛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学校里有许许多多辛勤工作、忠于职守并且非常有才能的厨师,他们所做的一切让全国各地学校的餐饮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应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鼓掌喝彩。”     说得太好了,他们做得也太好了!     是呀!“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图书管理员更可能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     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     总之,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我的老师不教书”——漫谈美国的教师评价
      美国的教师没有职称,只有年资。工作时间越长,工资越高。问题是,教师的工资不是随着工龄无限上涨的,到了一定的年数,工资就到顶了。这时,老教师的想法就会是:反正我的工资不会再往上涨,但是,假如我少做一点,不就等于我的工资增加了吗?所以,很多老教师是工龄越长,教书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就越少。到了最后,就出现“每两年教一节课书”的怪现象了。而在学校里,教书最积极的,就是工作两年以内的新教师,因为他们订的是两年的合同,在这两年里面,一拿“差”就不续合同,那就得走了。可是,两年一过,就自动转成永久,铁饭碗就基本到手,教师没有犯罪,一般是怎么都炒不走的了。     不过,这一切好景,随着美国教育界逐渐向亚洲学习而逐渐消失了。     首先动起来的,是加州教育部。他们推出了一个《教师职业标准》。校长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教师了,算是有法可依。     然后,各校区也跟教师工会合作,制订出评价教师的改进方式,特别是包括了对“差”评语的教师如何帮助的方式,确保教师都教书。     终于,有一天,史密斯博士跑来找我:“校长要来听我课了,怎么办?”     “我不会写教案!那他妈的什么五步法,什么意思嘛!想当年,我们哪里学过那样的东西?”     我于是教了他怎么写教案,然后还帮他上网找了些好教案的样本,让他可以参考,写自己的教案。     过了一段时间,史密斯告诉我,校区现在要对他PARS了。所谓PARS,就是校区跟工会订好的一套帮助不及格教师的办法。校区培训一批很会教书的教师,让他们一对一地帮助不及格的教师。每天,指导教师会到不及格教师的教室,观察他上课,然后告诉他,怎么上才合乎要求。另外,校区会要求不及格的教师跟指导教师一起去培训(免费的),学教学法,一起备课,然后指导教师上示范课,不及格教师学着上……反正就是手把手帮助了。不过,史密斯可就惨了。平时,下午三点多他一放学,人就没影了,开着他的跑车,一溜烟就回了家。斟上一杯红酒,半躺在窗前的按摩椅上,一边享受按摩,一边品尝红酒,一边欣赏金门桥落日的美景,过的是人间仙境一样的生活。可是现在不行了,放学以后他必须跟指导教师一起备课,隔三差五地还得去培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吃完晚饭还得改学生作业(以前他从来不改作业,连个钩都不打)——因为改作业也是培训的内容之一……     不过,更“残酷”的打击还在后面。他接到了一封教育局人事部的信件,通知他,因为他没有教英语能力不足的学生的资格,他必须参加一个全国的统考,及格以后才能继续留在这所学校教书,否则就要安排他去教普通学生了。这个全国统考要自己交三百多美元去考,而且要考一天的。     “我可是博士!还怕考试吗?”史密斯先吹了一通,然后才问我,“考什么内容?”     我大概给他说了一下。他当时就头大了:“怎么?这么多理论?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在学术判断上,史密斯毕竟是个博士,他马上就发现自己假如不去大学上课,光靠抱佛脚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这个考试的。问题是,他知道,现在他的职位是最轻松的:教移民学生,大家都很乖,没有什么人会调皮捣蛋。他不教书也没有人会怎么抱怨,因为学生家长都不会说英语。假如把他安排到别的没有移民的、全是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班去,他就完蛋了,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课堂秩序。假如他不教书,学生家长的投拆就会天天都吵到校长那里去。而且,说不定还会有家长坐在教室,监视他上课,到时候,就真是恶梦了。     “妈的……”史密斯粗言滥语先咒骂了一遍,然后才问,“谁规定要考试的?”     “咱们的总统啊。他老人家推出了一个《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要求各州落实教师的质量,淘汰不及格的教师。你还算幸运啦。我们学校有的老师教了一辈子生物课,就因为大学的学位不是生物学,是生物化学,就接了人事部通知,让他去考试。人家已经是五十多岁老太太了,还记得大学生物学的内容吗?”     “见鬼了,生化不算生物?谁家的道理?他懂不懂?啊,难怪老罗伦斯和跟我说,他要上大学了,我还祝贺他,说他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现在想起来了,他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历史,现在他教世界文学,说起来,他毕竟没有英语的学位啊。惨,惨……唉……看来,咱们的政府真的不让咱活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史密斯摇着头,消失在走廊尽头。     春季学期,才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史密斯突然向校区提出了退休申请。在加州,教师做够了年份,就可以退休,无需谁批准,退休金和福利由州政府公务员系统负责。不过,一般教师都会在学年结束以后才退休,这样就不会让校长为了填自己空出的职位,要四处找教师而陷入被动。但是,史密斯是打定捣鬼的了,拍拍屁股就走,着实让校长头疼了一番。不过,幸好林肯是所有老师都希望来的好学校,很快就找了人填补了史密斯的空缺。     有一天,他的PARE指导老师碰见我:“史密斯退休了,我真松口气。你知道吗?他不但不教书,连学生作业都不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了这么久的老师的。”     当教师成为英雄
      在没有悠久尊师传统的美国,最杰出的教师被称为“英雄”。     我最早了解到的美国名师,便是本书开篇介绍的莱福·艾斯奎斯。在很多方面,这位名师非常“中国”。但是,知道他给学生留的作业非常少,学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看自己喜爱的书籍或练习器乐、排练莎翁戏剧,知道他从来不对学生高声说话,不让他们丢面子,知道他有一身“找钱”的好本事,热衷于带学生远足,便能确信他不在中国。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创立了一个类似市场经济的游戏来管理班级,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有趣、最有意义的学生奖惩制度。     比起艾斯奎斯,克拉克的成名晚了很多,但人气却一点也不少。他的55条班规或许是最全面、最有操作性的学生行为规范。其实,与其说是“行为规范”,不如说是“礼仪修养”,克拉克坚信并证明它是学生学习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对中国教师最好的忠告或许是:提高成绩不必为“应试而教”,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学习变得有趣,同时实现教学的最高水准,并提高考试分数。     而比格勒和凯德是对所教学科的专业性有较高要求的中学教师的杰出代表。     在理科名校执教历史的比格勒坚信,理工人才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专长不能因人文精神的缺失而剑走偏锋。“我们努力让他们明白,人文学科给予他们的是判断力。”比格勒把公立学校视为文明的战场,“教给学生理性启蒙与文化财富,是任课教师参与的一场关键战斗”。他担心“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教育好我们的年轻人,不出一代我们便回到了蛮荒时代”。比格勒通过让学生模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学生讲故事,鼓励他们大量阅读,走访历史遗迹,利用互联网进行研究,撰写“历史信件”,教活了历史。     凯德是美国“十大科学教师”之一,她的“蟋蟀课堂”一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让学生学会观察,是做研究的第一步。她希望教给学生发现问题、实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并坚信,“培养学生在寻求问题答案时娴熟地运用逻辑探究方法,对国家来讲是一件大事”。她希望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在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时,都能头脑敏锐,创造性地把问题解决掉”。她还希望学生能够把在课堂上获得的自尊和自信迁移到他们的生活中,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影响和帮助他人——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科学教师的人文情怀。     如今,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为旗帜的教育改革正在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罗杰斯和卡姆拉斯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教师领袖”。     罗杰斯从一个“跟风”的教师成长为“用数据说话”的教师,这意味着把教学方法的研究建立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以测评为指导,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罗杰斯在当选“全国年度教师”后主动去了当地最差的一所学校,负责提高学校的教学成绩。她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为每一个儿童找到学习的最好方法和资料,同时帮助他们完成社会性发展与情感发展,为了学习的发生,教师必须以澳际、积极的态度接纳学生的全部,并认识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进度都不相同。     卡姆拉斯是从支教志愿者成长起来的、以消除教育不公为己任的杰出青年教师。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卡姆拉斯悟性极高,他的课堂管理诀窍令人不得不服。他的数学课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最新的教育技术。他把跟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对上路视为教学的最大挑战。教学之余,卡姆拉斯还组织学生学习摄影,用摄影作品来表达自己,与社区沟通。如今,卡姆拉斯正努力在教育政策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撰文传播他的“教师新政”。     德雷珀原本是一位教高中毕业班的英语教师,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走上了作家的道路,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作家教师。她最初的写作动力是部分学生不喜欢读指定的课文,因而她努力为年轻人写他们自己的故事,虽然主题很沉重,但她希望他们在谈论这些艰难生活现实的过程中变得坚强起来,希望他们因为她的文字而能生活得更好。德雷珀是全美国最早一批获得全国认证的专业教师,她将教师与学生的良性关系视为点燃真正教育的火花。她呼吁给予教师专业从业者的地位,其对潜在教师、师范生和新教师的建议,让我们感受到她那份特有的“专业”。     对于具有教育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来说,黛博拉·梅耶尔的出现一定会令人兴奋不已。     梅耶尔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试分数上,而是建立在学生进入大学后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大量事实证据之上。在她创办的学校,学生像博士生那样上课、答辩。她认为当今教育的问题出在儿童与成人的疏离,促进学生学习的最佳方式是改进教与学的关系。梅耶尔坚信,缩小学校规模,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营造相互信任的氛围,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权,再加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如今,美国的主流教改并没有选择梅耶尔的道路,但梅耶尔并不孤立,她代表着一种教育哲学和力量,一种在美国必然存在的哲学和力量。缺少了她,我们极易对美国教育产生误解。     或许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所有文明,都集中体现在了教师的身上。中美两国最杰出教师之间的差异,隐藏着两国教育与文化最深层次的不同。如果我们足够虚心,我们应该将之视为差距;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危机感,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可怕的差距;如果我们还有足够的勇气,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挑战。     当我们期盼中国的比尔·盖茨时,我们能期盼中国的艾斯奎斯、比格勒、卡姆拉斯和梅耶尔吗?     在我们不再情愿把教师比作蜡烛和春蚕之后,我们能将我们的教师称为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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